一个屡遭贬逐、多灾多难的文人，当命运再次把他驱逐到遥远的荒蛮之地后，他依然不屈不挠，乐观地传播文化、兴办教育、施惠百姓。他就是被尊为“一代文宗”的苏东坡。

此身流转“付与造物”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东坡被一贬再贬，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当时的海南，远非如今美丽的热带度假天堂，而是荒芜偏僻、远离文明的“瘴疠之地”。

那年闰二月一个冷雨敲窗的清晨，苏东坡接到来自朝廷的第五道贬谪诏命：责授琼州(今海南琼山)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自绍圣元年到绍圣四年，苏东坡在短短几年中遭遇了人生的断崖式跌落，从三品大员降至九品小吏，还被流放荒岛。特别是被贬至海南时，他已年届六旬，发齿脱落，身衰体弱。苏东坡在《与王敏仲书》中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

东坡之不幸，却是海南之幸。正如苏公祠前的一副对联：“忠良胜迹存正气，瀛海光辉启文明。”是啊，当海南遇上苏东坡，那是一种文明的千年邂逅;当苏东坡来到海南，那是一种人生的几度涅槃。

苏东坡接到朝廷诏命后，冷静地作出一个决定，仅带幼子苏过一人前行，并立下遗嘱：“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前他被贬到湖北黄州时，尚有妻子及儿子们相伴。而这一次，当他一叶孤舟渡海时，背后的风帆又为他树起人生的另一座里程碑。历史，有时就是以这样一种悖论的形式存在着。

苏东坡为何从惠州再贬至海南，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流传较广的是宋朝欧阳忞在《舆地广记》中的说法，苏东坡被流放惠州时写了一首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好一首悠然舒逸的春睡诗。尽管，苏东坡是获罪贬谪之身，但他的诗词文赋风靡天下，用现在的话来说，每有诗作即是“网红”。远在京城的宰相章惇看到此诗后妒火中烧，将写着诗的纸狠狠地朝地上一扔，从齿缝间迸出一句话：“苏子瞻尚尔快活!”于是，一纸贬令把他发配天涯。而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的说法是，宰相章惇通过“文字游戏”来决定旧党人物被贬的地点，苏东坡字子瞻，“瞻”与“儋”相近，因此贬他到儋州。而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字子由，“雷”字下有“田”字，因此贬至雷州。

想必苏东坡对以上两种说法都不在意，他明白章惇的作为正是当今皇上宋哲宗的旨意。作为哲宗的老师，苏东坡曾“日侍帷幄”伴读五年，但这个心胸狭窄的天子却对忧国忧民、时常直谏的老师心怀恨意。这一点被苏东坡的幼子苏过看破了，他在诗中写道：“直言便触天子嗔，万里远谪南海滨。”

好在，苏东坡有着久经历练的旷达和随缘则喜的能耐，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

海南，最终成就了这位在生命“至暗时刻”依然能活出精彩的苏东坡。

朱崖从此破天荒

苏东坡来海南的第一站，借住在海口破败的金粟庵，即现在的苏公祠所在地。

严峻的现实摆在苏东坡的面前：这个地方不仅气候恶劣、人们食不果腹，连喝水都相当困难。把自己“付与造物”的苏东坡开始研究土质、寻找水脉。他发现庵前的一块下坡地每天早晚都有水气漫出，于是果断地指着那里说：“依地开凿，当得双泉。”乡民们马上动手凿泉，数天后果真开出双泉，分别名曰浮粟泉与洗心泉。

为了不耽误流放日期，苏东坡在金粟庵小住20多天后，便风尘仆仆地赶往贬谪目的地儋州。据《宋史》记载，儋州比海口更荒芜闭塞，环境也更恶劣。诚如苏东坡在《桄榔庵铭》中所言：“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好在苏东坡初到时，州守张中知道他的才华与名气，更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因而让他栖身于陈旧的官舍之中。但没过多久，朝廷发现了这一情况，不仅将苏东坡逐出，还罢黜了张中。

于是，苏东坡只能在清寂的儋州城南桄榔林中买了一块地，和儿子苏过、数十名学子及乡亲一起，架木上梁，结茅椽居，起名“桄榔庵”。据说，桄榔庵落成的那天傍晚落霞似火，为陋室抹上了一层绚丽的光泽。居士入庵清净修炼，苏东坡在写给牵挂他的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那里的生活：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儋州迎来了一位杰出的文化使者，天涯海角升起的文明曙光，改写了海南的文化历史。

在那困居逆境的日子里，苏东坡依然坚持有仪式感的生活：晨起时迎着清凉的海风洗脸梳头，即“旦起理发”;午间临窗盘坐在蒲团上闭目打盹，为“午窗坐睡”;晚上则在炉边洗脚遐思，是“夜卧濯足”。这便是他所说的“困厄之中，何所不有”。

整个书院的中心是载酒堂，名字取自《汉书·扬雄传》中“载酒肴，从游学”的典故。这是苏东坡来此创办的学宫，可以说是海南教育史上的圣地。在“饮食百物艰难、药物酱酢等皆无”的艰难中，苏东坡首先想到的是创办教育。

从此，载酒堂响起了学子们的琅琅书声，弥散出笔墨的清新芳香，成了整个海南的最高学府。这个在内地创办多家书院的“宋代第一才子”，在此讲学明道、教化日兴，播下了读书的种子。

历史以重笔浓彩刻录下了这一丰碑：在苏东坡来海南前，海南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在此培养出第一个举人姜唐佐、第一个进士符确。

当姜唐佐赴京赶考前夕向恩师辞行时，希望恩师在自己的扇面上题诗，苏东坡临风拂须，豪迈地写下“沧海何曾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的句子。

自此以后，海南学子在科举中屡屡金榜题名。经宋元明清，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6人，而其学脉文心正渊源于载酒堂那石破天惊的书声。

望京亭寄托家国情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在中国文化谱系中，贬官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从最早的屈原到后来的韩愈、柳宗元、范仲淹等，能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并不多见，苏东坡可算是其中一人，可谓创造了一种“贬谪人生”的生活范式。

为了帮助乡亲们治病去疾，精于茶道的苏东坡得知文昌地区的铜鼓岭盛产“茶中灵芝草”鹧鸪茶，不顾年迈体弱，跋山涉水来到铜鼓岭上山寻觅采摘。

望京亭中至今依然保留着茶台与石凳，似隐隐可闻到清醇馥郁的鹧鸪茶香。遥想当年，苏东坡在采完鹧鸪茶后小憩在此，一边品着清茗一边遥望京都时会有怎样的思绪?从“一蓑烟雨任平生”到“也无风雨也无晴”，从“苍梧独在天一方”到“此心安处是吾乡”，如果说当年他被贬至黄州、惠州时还有官场再起意愿、尚存继还朝廷的希望，那么置身海南后，他已获得了精神解脱，将自己的人生彻底地归于这片土地。他在《别海南黎民表》中深情地表达：“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苏东坡对朝廷不再留恋，但对于国家的前途命运、百姓的生活遭遇，仍时刻牵挂于心。为此，他提笔在亭上题写“望京亭”，以表达深深的家国情怀。

1100年，宋徽宗即位，朝廷颁行大赦，苏东坡复任朝奉郎。苏东坡结束三年的海南流放生涯，被赦北还。

北归途中，苏东坡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五岁。临终前，他依然情系海南、心寄儋州：“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节选自《朝花时文》 王琪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