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无论是如火如荼的新能源概念股登顶，还是炙手可热的传统能源危机封王，这些似乎都源自于2016年的《巴黎协议》对控温和减排的雄心壮志。
而即将到来的第26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简称COP26），不但是《巴黎协议》中争议条款约定实施的时刻，是五年一次各国更新减排自主贡献的时刻，它也被视为能否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的最后机会。
1.5℃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少穿一件衣服？是北极冰帽的逐渐消失？是图瓦卢这些美丽太平洋岛国的国土存亡？是极端气候和森林大火的频发？还是未来十年二十年颠覆传统经济的数以万亿级的投资机会？
如果都是，那么11月1日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COP26对所有人都意义非凡。
若是成功，COP26将推动《巴黎协议》中气候政策的加速实施，我们有希望延缓气候灾害，并留给后代一个还算健康的生存环境。而当前新能源的如火如荼也只是一个开始，2030年新能源汽车将占据三分之一的江山；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将提升到目前水平的三倍。“绿色”能源投资替代万亿级市场规模的“黑色”能源势不可逆。
若是失败，那么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和不可逆损害，我们还要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而地球的前景也将变得更加暗淡。
二十多年来气候谈判总是艰难的,
因为在气候的背后谈的总是“利益”。
这一次的格拉斯哥也是如此。
1995年4月，德国柏林正是气候多变的季节，时而阳光灿烂时而阴云密布。而为期11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第一届会议，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它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谈判之路。
可正如柏林多变的气候一般，气候谈判注定曲折。
1997年第三届COP会议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通过控制自身行动以减少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第一个国际文书。
然而美国将自身经济和政治的私心凌驾于《京都议定书》之上，即便议定书对美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2001年新上任的小布什还是以“减少排放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义务”为由，宣布单方面退出。这致使议定不满足“55参与国”和“55%排放量”的生效条件而陷入僵局。最终直到2004年俄罗斯加入才勉强生效。
2009年192个国家在哥本哈根召开第十五届COP会议，努力想要通过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否则全球将再没有一个国际文书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然而由于谈判涉及到中期减排目标和援助资金等利益敏感议案，最终导致《哥本哈根议定》胎死腹中。
终于转机出现在刚刚经历了炸弹恐怖袭击的巴黎。
2015年12月12日晚，随着巴黎气候峰会主席、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落下绿色小锤，经历了一天多“加时赛”的《巴黎协定》终于宣告达成。
这一份“无法令人满意，但至少各方都能接受”的协定依然具有极为积极的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迈出历史性的转折，终究为当时伤痛未愈的巴黎和全球带来了希望。
《巴黎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了统一安排。协定长期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控制在较工业化前不高于2℃，并力求不高于 1.5℃。
1.5℃或者说2℃对于地球到底意味着什么？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特别报告以中等可信度指出，在1.5至 2℃的升温水平下，南极冰盖的不稳定性或格陵兰冰盖的不可逆转的损失，可能导致海平面在数百到数千年的时间范围内上升多米。甚至在2050年之前，北极就可能至少在整整一个月内几乎没有洋冰。
同时极端气候也会更频繁。全球每升温1℃，极端降雨量就会增加7%。以往十年一遇大雨的发生概率增加了30%，而若温度升高3℃，则将变成十年两遇或三遇，水量增加三分之一。过去十年一遇的大旱也将成为十年四遇。
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海岛国家们，如同图瓦卢，他的海拔最高仅有4.5米。全球升温目标从1.5℃到2℃，这0.5℃的差别对他们来说便是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持续升高”、“破了纪录”、“史无前例” 等字眼，在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2020全球气候状况》报告中不断浮现。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2020年仍是有记录以来三个最暖的年份之一，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1850-1900年）已升高了约1.2℃。
这份报告就如同每年发出的“体检报告单”，见证着地球高烧的一步步恶化。同时也意味着距离《巴黎协定》设定的2℃控温目标，也只剩最后的0.8℃。至于图瓦卢们奔走呼喊的1.5℃甚至是一个望而不及的目标。
控温减排和环境保护已经迫在眉睫，但每一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却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博弈战场。为何气候谈判的背后总是“利益”的谈判？
由于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不同，控温减排目标对他们各自的影响差异也极大，因而，每个国家都在气候峰会的谈判桌上寻求属于自己的“利益”筹码。
上游资源国：传统能源的去化意味着其在全球能源战略地位的丧失。所以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家，他们减排的目标强度和意愿是最低。
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生产国：以生产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他们往往也是碳排放的主力，减排的压力较大。能源转型的主要问题是成本上升和技术突破，因此需求在于资金和技术支持。比如印度强调碳排放空间的公平分配和富裕国家应对气候措施“出钱”；中国敦促发达国家确保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不至流于形式；非盟则倡议发达国家2030年前向非洲提供30GW可再生能源。
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消费国：消费主导和产能外移使得能源的转型对消费国的经济冲击最小。因此他们更强调建立“宏伟的减排目标”，却对“出钱”的回应相当有限。其中美国一度仅承诺资助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欧盟认为应建立长期目标，以五年为周期进行盘点等。
因为“利益”的矛盾，《巴黎协议》也如同当年的《京都协定书》一般，遭遇过美国的“退群”2017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蹈小布什的覆辙，宣布“退出巴黎”。认定这给美国带来了“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并暗示他领导下的美国不会实践出资承诺。（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已经向绿色气候基金提供了10亿美元，并承诺还将继续出资30亿美元。）
然而这一次美国的“退群”并没有给全球带来示范效应。尽管谈判艰难，但控温减排之势已不可逆。随着最后两个国家尼加拉瓜与叙利亚的申请加入，美国似乎真的被排斥在全球之外。
同样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退群”也遭到显著抵制。美国24个州、部分城市和企业领袖迅速反应，成立美国气候联盟并发表“我们仍在行动（We are still in）”宣言。签署该宣言的企业，包括微软、BP、苹果和亚马逊等，都已提出了早于2050年的净零排放计划。在特朗普任期内，这些非国家主体的行动已推动美国可再生能源比重上升了11%。
2021年1月拜登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BBC气候变化事务记者马格拉斯指出，“回归巴黎”意味着美国不再奉行“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世界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一直在向前发展，美国也需要与时俱进。
拜登政府 的一揽子气候政策
另一项被认为是《巴黎协定》最核心的制度为国家自主贡献（NDC）。
《巴黎协定》之所以能获得各缔约方的一致认可，因为它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国情和能力，来制定自己的控温减排贡献目标。
于是为了实现协定的控温目标，各国纷纷出台了各自雄心勃勃的NDC承诺。
尽管如此，NDC却有个机制，即“只进不退”的棘齿锁定机制。也就意味着NDC的调整只能调高不能调低。以便各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目标，保证控温目标得以实现。
艰难运行五年多的《巴黎协议》在2020年开始再度进入NDC调整的时间窗口。然而突如其来爆发的能源危机，却给各国贯彻《巴黎协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国际能源署（IEA）预测，2021年世界能源需求将较2020年上升4.9%，而疫情导致供给恢复缓慢，若各国大幅削减化石能源消耗，那么全球经济恢复的步伐将被显著拖累，并加剧当前已在全球愈演愈烈的能源危机和大宗商品涨价。
这迫使欧洲、美国以及亚洲国家再度回归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沙特等甚至表示未来将在原油供给上加倍投入。近期BBC也报道，包括沙特阿拉伯、日本、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均要求联合国放缓对其摆脱化石燃料的要求。
除了货币泛滥、供给断裂，能源结构的“未立先破”亦被指为这场能源危机的帮凶。是我们在新能源替代的路上走的太快了么？
似乎并没有。
2020年4月《自然·通讯》盘点各国气候政策以评估《巴黎协定》的执行情况指出，当前各国气候政策的实施仍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的总体目标，当前政策情景下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只比2015年减少约5.5%，这明显低于各国在NDC中承诺的减排量。如果NDC顺利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当减少约17%。
目前各国政府推行的政策仍会使地球在本世纪末升温至少2.7℃。
是要继续实现《巴黎协定》，大幅提升控温的雄心和执行力？还是在特殊的经济背景下有所妥协？是承受当前能源短缺的煎熬？还是承受未来地球升温3℃以上不可预期的灾难？
这也成为了摆在本届格拉斯哥COP26面前的问题。
2019年12月15日，在经历了40多个小时的“加时”谈判后，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COP25）在最受关注的《巴黎协定》第六条市场机制问题上陷入僵局。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称，结果“很失望”。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本轮格拉斯哥峰会上解决。
英国对COP26的目标
第六条款——足以定义格拉斯哥峰会的成败
《巴黎协定》第六条是与商业联系最为密切的部分，该条款描述了全球碳交易的基础。根据路透社数据，2020年全球范围内的碳市场交易规模达2290亿欧元，同比上涨18%，碳交易总量创纪录新高达103亿吨。
而建立一个跨国的碳交易市场，将成为控温减排以及NDC商业运作的心脏。
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第六条的第2、第4和第8点，谈判难度非常大。
2#：允许各国将碳排放交易的规模纳入国家自主贡献（NDCs）目标的成果中。比如澳大利亚购买瑞士节约的排放额度作为实现自己NDC的一部分。这当中，至关重要的是解决重复计算问题。
4#：建立新的市场交易机制。需要进一步明确交易机制的定义、目标和额外性、监督机制、会计调整和适应性。比如实际减排实施的标准、历史碳信用额度的过渡等（这是COP25巴西不愿与欧盟妥协的主要矛盾）。
8#：非市场方法，比如征收税款以减少排放等。
碳交易作为一种人为设计、控制的市场，存在着高昂的监管成本和道德风险。如果没有全球监督或共同严格的标准，就会产生大量低质量的抵消，这将对最终的减排控温目标产生极大的妨碍。
因而第六条问题能否在COP26会议上解决，甚至定义了本届会议的成败。
资金——历届峰会谈判的绊脚石
资金总是所有气候谈判的关键部分。当前的融资目标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到2020年至2025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协议（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2、未来整体目标从2025/26年开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
本次峰会上，发展中国家本应收到发达国家关于2020年是否实现1000亿美元目标的说明，但发达国家不愿意提供这一点。根据气候谈判代表的一份新报告，发达国家至少要到 2023 年才能兑现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资助的承诺。这一缺口将加剧COP26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局势。
发展中国家表示，承诺资金对于他们在COP26上同意更深入的控温减排至关重要。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最近表示：“每年1000亿美元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真正发生。我们需要提醒所有人，这必须发生。”
根据经合组织最近的估计，发达国家提供和动员的气候融资从2016年的585亿美元增加到 2019年的796亿美元。并连续第三年稳定在800亿美元左右。在格拉斯哥，缔约国们将就发达国家应承担多少费用进行谈判。西方官员指望私营部门能承担大部分费用。
看样子资金还将继续成为COP26上谈判的绊脚石。
NDC共同时限框架——统一目标期限强化完成
COP24曾商定自2031年起实施的NDC应适用“共同时限框架”，（也就是所有缔约国的NDC目标安排采用统一的时间跨度）。共同的时限框架是一个持续的争论点，因为它对减排控温目标有着很强的影响。
事实已经证明，2020年之前减排的目标、行动和执行远远不足。而共同的时限框架则有助于更容易地汇总和评估全球目标水平，并与2023年开始的全球盘点保持一致（此后每五年一次）。
对此，共同时限框架的期限长短就很重要。时限越长，各方执行政策和实现目标的机会就越大，但正式实现目标和修正的机会就越少；而较短的时限框架可以更频繁地（向上）修订，但在政治上具有挑战性，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也会更大。
如果本届峰会能达成协议，预计最终结果将允许在时间和起点上有一定的灵活性。
在会议前期，陆陆续续我们听闻印度、澳大利亚拒绝碳排放“净零”；英国承认不会达成终止燃煤协议；三分之一的太平洋国家都无法出席等坏消息，预示着格拉斯哥之路或许更为难行。然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临界值近在眼前，COP26不能只是一张摆着“利益”筹码的谈判桌。
《流浪地球》里有这样一段话：
“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
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
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
直到这场灾难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毕竟时间过得很快，1.5℃还是2℃或许也来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那时候人们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整张桌子都堆不下。
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怀抱着孙女代表美国签署《巴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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