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靖生:更愿意做一只打破天平平衡的苍蝇
来源:北京青年报 | 2022-01-25 11:53:08

《益西卓玛》油画

“在接踵而至的每一天里,我流连在幻梦中,安闲优哉地度过自己的岁月,梦里不再为任何人事物骇然不已,我有万分的清静。其实,何须再添‘万分’这个形容词来描述清静呢?光是清静两个字,便足以形容我的愉悦。大风大浪还是会有,但风风雨雨已经过去。”这段伊夫·纳瓦尔的话,在采访傅靖生接近结束时跳进我的脑海,和坐在旁边的傅靖生形象重合。

而他正仰着脸、眯着眼告诉我,不要在乎把他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不会在乎,“你写的都只是我的一部分,不会是我的全部,我更愿意做一只打破天平平衡的苍蝇。”

热衷于打破平衡的傅靖生和难以描述的清静重合,呈现给我的是“大风大浪还是会有,但风风雨雨已经过去”的姿态。他不只是导演,还是摄影师、画家,他是一位七旬有余的艺术家。

影画展是导演谢飞的一个创举

去年12月中旬,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展厅里见到傅靖生。之前我们虽然相识,但并没有过多接触,这一次,是导演谢飞策划的一场展览,促使我想进一步了解他。

展览主题是谢飞、傅靖生电影及美术回顾展,主旨为让观众从传统美术历史和技法的角度,欣赏百年来电影艺术留下的“流动的绘画”,从这一创作遗产,记住在其中工作的摄影、美术工作者的艺术与成就。

何谓“流动的绘画”?傅靖生的解释是,电影就是。“电影才出现100多年,之前所有东西的形象表达都是画,所以,电影是‘画’动起来了。谢飞拍电影时把各种元素综合起来,又在展览中碎片化,便于学生吸收,悟到‘电影要有造型质量’。这个展览展出的多数作品源自我们两人合作的电影,是谢飞导演的一个创举。”

傅靖生入学时,谢飞是刚毕业的导演系青年教员,北京电影学院是他们的共同母校。他们曾合作《湘女萧萧》《益西卓玛》《黑骏马》三部电影,谢飞任导演,傅靖生任摄影,都曾轰动一时,数个国际大奖使谢飞成为第四代导演中的佼佼者。

来观展的人络绎不绝,谢飞也带着十几位年轻人走了进来。他向傅靖生招手说:“阿傅,这是电影技术系的学生,我带他们来上上课。”原来,谢飞不仅带人来参观,还将电影学院许多系的课堂搬进了展厅。只听他给同学们介绍:“展览分几个厅。一个厅是80年代拍的《湘女萧萧》,其中有傅老师的摄影和木刻作品。《黑骏马》厅,有他当时的速写日记。《益西卓玛》厅,有根据电影创作的大量画作。后面两个厅是阿傅的一些速写、插图、木刻和摄影作品。”

谢飞为这个展筹备了近三年时间,傅靖生为这个展再创作了几幅大画,比如取材自电影《益西卓玛》的油画《梦里黄花》,用时半年。除了画作,谢飞还将三部电影剪辑了三个短片,有意抽去声音,看画面流动,分别在对应的展厅里循环放映。参观者从中不难看出导演讲故事和剪辑的精妙手法,以及摄影师对画面和光线运用的大气娴熟。

傅靖生特意叮嘱学生,一定要静下心来看短片,“看什么时候切的,因为拆解是最重要的。”原来,他们当年拍电影都是当场切,而不是后来剪,“后剪没有电影智慧,事先经过深思熟虑才好。”

谢飞心目中的傅靖生是个天才。15岁进最难考的中央美院附中学习绘画,20岁考入电影学院学习摄影。木刻、速写、油画都很地道。

这两个人互相欣赏,电影理念也趋同,都认为现在电影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拍起来没有思考,原因之一是太便宜。数码时代,没有了胶片制约,导演容易把摄影机当成吸尘器,开关机都过于轻易。

一位解放军抱起他问,愿不愿意和我走?

傅靖生生于1944年,出生地是浙江金华,有着颇为传奇的身世。

他的生父黄健是一位国民党少将军官。1940年驻扎金华时,在防空洞里一眼看中了当时还在读高中无线电班的章倩萍。两个月后,黄健用兵把着,轿子抬着,把章倩萍弄到广西家中做小。女方并不情愿,因为她正在恋爱,恋人是高中无线电班的同学,但黄健始终视她若掌上明珠。9年中,章倩萍为黄健生下5个子女,仍然拒绝跟随丈夫去台湾,她记恨一辈子。

傅靖生曾在文章中描述母亲章倩萍的晚年容貌:脸狭而修长,颧骨低平,尖鼻头上有高鼻梁,唇线明晰,薄薄的,红红的,像两片百合,由尖长的下巴托着,是当之无愧的美人。

留在大陆的章倩萍无依无靠,日子并不好过,5个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傅靖生当时还叫章再镇,6岁开始流浪,冬天连鞋子都没得穿。他摆过画摊,卖过冰棍儿,金华市小,这个长相可爱的孩子没有人不认识。

章再镇10岁时,有一天在路边摆画摊,一位解放军笑眯眯地走来,和蔼地抱起他问愿不愿意跟自己走,黄再镇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黄再镇于是改姓傅。养父傅博仁大他46岁,给孩子起了新名叫靖生。意思很明显:章旁取立,倩旁取青,左右相加为靖,这个孩子虽然改姓傅,但要记得是章倩萍所生。

傅博仁也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为第三战区张发奎部工兵司令,第三战区的重要机场工事都是他主持修建。傅博仁身份神秘,国民党上海的防御工事是他按陈毅密令修筑。

傅靖生感叹自己的命运中仿佛有个奇怪的八卦图,他后来慢慢得知,傅博仁与黄健是上下级关系,而两家原本就相识。他偶然得到过一张照片,他的生父和养父骑着高头大马在同一张照片里。

傅博仁给了这个养子博而又仁的爱,傅靖生回忆起养父母满怀深情。他是章倩萍所育子女中生活最好的,他的兄弟姐妹有的早亡,有的做苦力,有的被单位除名……每一位都苦难成册。傅靖生也可怜妈妈章倩萍,觉得她27岁离开丈夫,独自拉扯那么多孩子,只求一家老小都能活着,该有多少委曲求全。

成年后,傅靖生曾将生母接到北京家中同住。“她一到我哥哥去世那天,就关起门来不说话,只听见她在屋里呜呜地哭。”养父母听着哭声也难过。

傅靖生提起妈妈章倩萍去世前的一件事,令我对他由衷生起敬意。他在医院陪妈妈时,看到病房门口总有一位白发老人流连徘徊,“我妹妹告诉我他是一个退休工人,对妈特别好。我马上明白,他可能是妈妈的最后一个男友。”于是他赶紧过去,跟老人握手,感谢他。

“我那时候特别希望我妈妈有好多朋友,都曾经对她特别好过。”傅靖生又抿紧了嘴,安静地看着我,四周的空气似乎停滞了。他忽然又说:“我当时想在人的命运之上,任何人和事都是难以谴责的。而人,为什么会有恶念呢?”

通过画笔,感到自己了不起

时代总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它总要将一些人、一些事纳入自己的轨道。傅靖生在遇到养父之前,已和岭南画派名家陈松平学画几年。最初他只求画画挣钱,因为需要生活。陈松平是徐悲鸿的弟子,他免费让孩子们在他的画室上课,讲的都是西画,傅靖生当时就感到那是艺术的高峰。

跟随傅博仁之后,傅靖生开始享受正规教育。先上山东省实验中学,功课非常好,常考第一名,但他脑子里始终只有一个念头,上中央美院附中。那是陈松平告诉他的:去北京,读美院。

15岁时,傅靖生自己坐火车从济南到北京,考美院附中,之前“根本没想过考不上,好像就是去上学”。

美院附中的高质量造就了一批天之骄子,傅靖生成绩优异,毕业时却面临抉择,因为那一年中央美院不招生。上不了美院去哪儿呢?正巧,时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到附中选学生,在看到傅靖生的毕业作品——连环画《捉鬼的故事》后,很是激赏,告诉他你可以做电影,愿不愿意上电影学院?傅靖生二话不说就去了。

所有的老师都认为他可惜,认为少了一个画家,傅靖生却觉得,那是老天给他的一条最辉煌的路。“因为绘画和电影是没法比的,电影是传媒金字塔的塔尖。我也没有放弃画画,电影的多元性使我大开脑洞。”

贡布里希说:实际上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他们是男男女女,具有绝佳的天资。更为难得的是,他们是具有正直人格的人,绝不肯在半途止步,时刻准备放弃所有省事的效果,放弃所有表面上的成功,去经历诚实的工作中的辛劳和痛苦。

傅靖生实践着艺术家的人生之路。

1970年,傅靖生曾在张家口学生连劳动,一个偶然机会读到一本《印象派画史》,深受启发。他开始效仿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追逐阳光去写生。

颜料从来不缺,因为他为村里画巨幅毛主席像,剩余颜色可以自我利用,他在跑光的相纸上刷白漆制成油画纸。一天的时间他分成晨曦、日出、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暮色七个时段,每个阶段又分为顺光、侧光、逆光三个角度,30分钟出一张画。

他说写生不同于摄影,要一笔一笔画,生怕记不准变化,因为变化凝聚在每秒中。时间久了,他对光线变化产生了强记忆,对光熟知到下意识的程度,认知也从古典画家深浅变化的素描美中走了出来,感受到太阳变化的色温下风景所拥有的不同色调。

在张家口的写生,好像就是为了等待《黑骏马》

傅靖生毕业分配到农业电影制片厂。1980年他被外借拍了一部在行内影响很大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追索》,摄影绝佳。这部片子后来成为电影学院七八班的观摩教材片。

谢飞通过《追索》找到了傅靖生,那是1986年。

两人关系一直不错,“文革”时在电影学院都属联委会派,谢飞是干部子弟,傅靖生缺生活费时还常受他的接济。谢飞请傅靖生为《黑骏马》担任摄影师。而在傅靖生心目中,谢飞的智慧和品质都是超人的,而且对画非常熟悉,知道画画的人摄影肯定也是好的。

拍摄《黑骏马》时,傅靖生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内蒙古大地上,彻底玩了把外光电影。“我们追逐太阳,追逐光线变化,那里像是块离天最近的地方。我在张家口的写生,好像就是为了等待这部片子。”

在《黑骏马》展厅,有傅靖生的一段文字说明,他说自己是从文艺复兴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视觉依据,大师们的画是光的遗产和审美的坐标。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画面只有一个漫射光源,看不见明晰的投影,画面纯净,变化微妙,纵深影调丰富且神秘。还有维米尔、伦勃朗的油画。他以这些画为坐标,确立了内景《黑骏马》的用光原则。外景则依据印象派,致力于保护外光的冷色。

拍摄条件艰苦,但氛围愉快。剧组工作按部就班,有条不紊。谢飞安排演员走完戏,设计好镜头,傅靖生便去选景,选角度,预测第二天出发的时间,一切准备妥当,“做好拍摄打算,是我的职责,从来不是着急抢时间,都是非常准确地到那儿,所以我们一点都不累,剩下的时间大家就打扑克。”

拍摄期间他写拍摄日记,优哉游哉。“在拍摄完最美的光线后,剩余时间就用线条和语注追忆有意思的生活点滴。”

其中几则:8月24日,大雨将至,从(屋子)缝里钻进的大小苍蝇每天有一个兵团,免不了大打出手。

8月25日,草原的狗爱吃糖,因为草原的水硬,而糖里有酸,狗吃糖能中和碱。(拍摄时)狗不愿随小孩下山坡,我给它吃糖,再扔一块下山。于是,它追糖下山,我们拍摄。要是剧组再待上半年,这狗非得糖尿病不可。

9月18日,前晚有霞,满天星斗,子夜后起西风积云而无星,晨五时只剩三缕积于东地平线,呈紫灰色,天幕由白变微黄,七时出发,周边山林仍浸于蓝色(色温13000K)。七时半,西山头露橘红色,霞光(色温2500K),遂以东边50米高山作逆光暗背景,作临界照明。

“吸引眼球、哗众取宠的东西我们一概不做。”

在没有监视器即显效果的年代,唯有摄影师第一时间知道银幕效果,所以除了严格的技术把控之外,在案头阶段,最重要的是摄影师把想象中的电影和导演想象的尽可能靠近,再用图片表述出来,进行讨论和切磋。在现场,导演只看表演,只有摄影师知道画面。拍摄完毕胶卷打包,送回北京冲洗,印成样片,到专门的放映间放映,导演才能看到。傅靖生说:“所以导演和摄影师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而且我确实值得信任。我会告诉谢飞各种方案,他不采用我也不生气。”

展厅墙上的一张照片中,傅靖生正在拍一个雪景。雪哗哗地下,他穿条裤衩站在水里拍,“这很辛苦吧?”我问。“当时都没有,特别幸福。”他答。

谢飞在傅靖生心目中最大的特点是拒绝仇恨,他认为这很不得了。“我在他的电影里学到了原谅感。”的确,看他们合作的三部影片,大爱是其中的主元素。1994年的《黑骏马》,谢飞淡化了性的原动力,更强化生命感。1999年的《益西卓玛》,三个男人跨越了女主角益西卓玛的一生,复杂的故事被处理得水乳交融,理在情中,“这样的鸿篇巨制,非谢飞莫属。影片中透露出的善良,令人荡气回肠,那来自于谢飞拒绝仇恨的基因品质。”傅靖生感叹。而《湘女萧萧》在愚昧乡俗之外对新生儿的朴实接受,更体现出人性的包容。

《益西卓玛》根据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冥》改编,藏族人基因中的大爱和善良无仇像檀香沁入傅靖生的心扉,使得他拍出的每一帧画面都像油画。傅靖生说,他和谢飞都彻底反对暴力美学,“吸引眼球、哗众取宠的东西我们一概不做。”

傅靖生用肩扛移动的方法拍过许多电视剧,自拍自导。

和濮存昕、许晴合作《来来往往》和《说好不分手》,傅式导演的方法基本采用激活式。他和濮存昕都认同“话剧是严谨、准确、不许动的;电影是一次性表演。”尊重这样的创造原生态理念,虽然是电视剧,也拍得如入无人之境。

傅靖生认为濮存昕是天生的表演艺术家,虽然没有读过专业表演院校,但受父亲苏民影响很大。“他和他父亲,就像师父带徒弟。”

傅靖生去看《李白》,清晰地记得一个画面:濮存昕潇洒熟练地念着“将进酒”,曲终时“啪”一摔水袖,随即对着坐在前排的傅靖生点了一点手,“我当时就惊住了,惊叹于他的挥洒自如。在那样毫无污染的月光下,他创造出了最好的自然美。那场戏我非常喜欢。”

忙完手头事情,想专心写小说

傅靖生的艺术创作涉及诸多领域。

他喜欢玩插图,认为文学作品没有插图就像人脸没有五官。活动的影像拍麻木了,更喜欢让人物凝固在纸上,看不够。

他选择版画作为与影视平行的创作,认为一张好图片去掉中间层次,强化反差后必是一张好版画。他给我解释,珂勒惠支的自画像是最好的说明,明暗永远相随映衬,实在是极好的影调训练方法。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版画愈渐孤寂,许多版画家开始做各种尝试,寻找转机,傅靖生把注意力转向了剪子和纸。

“我学剪纸,不按中国传统的格式剪,而是受马蒂斯启发。他的每一张抽象剪纸都始于生活中某一具象的点,张张有个性。我限制了抽象度,在形和意之间拿捏分寸,以求画中的动物在人列之中,多少有些活脱的幽默。马蒂斯只剪不印,我剪完后涂墨色印宣纸,独创的方法叫‘软纸水印’。”

进入晚年,他的小说、剧本已经有160万字,他也不着急,想在手头事情忙完后,用剩下的时间回老家去写《白鹿原》那样的小说。“我爷爷是广西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家族故事特别有意思。”

他也爱虚构人物,创造是他的顶级享受。他并不想把文字变成复杂的电影,宁愿在一方白纸上自个儿画画、写东西。

他嘱咐我记住一点:只有你是自己的依靠,比如爱上了写作,笔就是你的依靠。世界上99%的人把喜怒哀乐带进了坟墓,1%的有心人写下来,就是文学艺术。其实带进坟墓的某些素材,比我们的经典著作要经典。

他有时邋里邋遢,有一次在家门口的过街天桥上东晃西晃,被人当成拾荒老头抓住,其实他是在看构图。

儿子傅鸫也是导演,父子俩心意相通,有事他会倾全力帮忙。去年傅鸫拍的网络剧《九阴白骨爪》猫眼上热度第一,他很是安慰。

七旬有余的傅靖生回望半生路,觉得基本画了句号。电影学院之后的漫长生涯,他没有向我详述,我只知道他无论在学校还是工作后,因为生父和养父的身份都受过委屈。他告诉我,突然在某一天懂得了与歧视相伴,“因为我必须活着,冬天已经来了,就不怨冬天,自个儿取暖就是了。如果不懂得这个,可能会充满怨气和仇恨,什么都做不了,而我是要做事的。”(记者/王勉 供图/傅靖生)

精彩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