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全过程人民民主“首提地”。这一全新理念，正融入人民城市发展建设的各方面。

室外天桥，年老体弱者“过街难”被人大代表们看在眼里，一份份建议由此化为一部部无障碍电梯;地铁站出入口，每天往来于此、急需买个口罩的乘客不在少数，一台台口罩自助售卖机及时补上“不时之需”……每一个法条、每一项政策、每一次决策，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紧扣“人民”二字，上海不断拓展人民意见征询新载体、新渠道。不久前，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点，长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首次在意见征询会现场引入“直播立法、联动立法”。

在上海，大到城市规划、小至身边烦恼，嵌入城市方方面面的开放平台都广开大门听取群众意见。新一轮扩点提质后，市人大、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均增至25个，涵盖金融、航运、科创、中小企业等行业领域，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及街镇、村居委等组织，真正体现“全领域”“全行业”。“12345”市民服务热线则以问题倒逼解决，让人民群众“金点子”化为城市治理“金钥匙”。

夯实基层，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悟出新机制

拓展制度化实践、搭建高质量参与平台，上海正朝着“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目标稳步迈进。

“对街道社区而言，坚持人民至上，就是广泛听取民意，为民办好实事。”长宁区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胡煜昂这样注解。作为首批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虹桥街道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人民建议征集点、党群服务站点等平台，今年已收集658条人民建议。其中，围绕25部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31条转化为立法建议，还有82条意见转化为民心工程和政府实事。

城市治理难点痛点在基层，创新潜力同样也在基层。 “基层社区蕴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庞大能量，要充分激发挖掘。”市民政局副局长沈敏这样理解， “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基层干部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社区居民在解难题中解出来的、在自治中悟出来的。”

上海基层社区的首创，可追溯到二十年前。彼时，黄浦区五里桥街道从一条“黄泥弄”的治理中悟出了“三会” (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制度，后来又被成功推广复制到全国。上月，这项制度迎来新载体——“三会”研学基地。根据规划，该基地将由社区点单、研学基地研发，让“三会”制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迭代更新。

基层社区的磅礴能量还体现在“攻坚啃硬”过程之中。从制定停车公约、保养更换电梯到二次缴纳维修基金，这是上海不少老小区面对的现实利益纠葛。随着新一轮扩点提质，更多基层立法点、代表联络站开在了居民群众的“家门口”，也让“老大难”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丰富载体，激活焕发人民群众“首创精神”

随着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主人翁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群众对于民主的广泛性、程序性、持续性、有效性的要求不断提高。这就需要不断丰富载体，回应人民对民主参与的需求，也更激活焕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前不久举行的上海社会建设论坛上，长期研究长三角基层协商治理的专家闵学勤这样点评： “12345”市民服务热线、社区云等一系列线上平台，使得大数据遴选社区议题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前置”协商流程的新做法，更易化解矛盾、凝聚共识。

以宝山区全面铺开的“社区通”为例，居民们在“议事厅”板块发布各类提议。热度居高不下的话题会被“置顶”，优先被列为待执行的实事项目。今年以来，为解决飞线充电问题，淞南九村在居民小区新添了充电桩。而安装位置正是由社区居民“票选”得出。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海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破圈融合的可能性。譬如，在上海首条获政府认可的“外摆位”道路——位于杨浦区的大学路，一个自我管理委员会集结了物业、居委会、业委会、商家、居民多方代表，借由“百脑汇”协商议事机制，寻找校区、园区、居民区和谐互融的新方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刘建军教授期待，上海能产出开放街区治理新方案新模式。

做优实践，让人民当家作主“看得到、摸得着”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在上海，一列列“民意直通车”正加载更多功能服务，实现资源整合利用。由此，推动立法联系点从参与立法向监督执法、促进守法和宣传普法延伸。

嘉定工业区，原本为园区企业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如今成了中小学的法治实践课堂。上月底，这里迎来一群小小“人大代表”。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举手发言、在选民接待室记录群众意见……孩子们在此体验了模拟会议，也直观感受法治实践。生动的普法课堂，让孩子们亲身体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深刻内涵。

放眼全市，一批面向群众的功能空间正经历换挡升级。它们不仅嵌入了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更同步提升服务功能、治理功能。以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为例，这里在保持整体空间布局的基础上，还将重点开展功能优化、内容更新、空间拓展和数字赋能4个提升项目。由此，让人民当家作主“看得到、摸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