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警为押运口罩而来

“我现在受我们市里委托，把口罩留给家乡。今天特警派车过来把口罩拉回去，因为怕中途被人截了。”在电话里，刘景善声音沙哑地对AI财经社说，他已经在江苏的一家口罩工厂连续盯了数天，洗不了澡，也没睡好觉。

刘景善是安徽一个专门销售N95口罩的经销商。他的老家在安徽一个地级市，当地没有口罩生产企业，而安徽又不是疫情重点关照区，所以当地的口罩供应变得尤为艰难。两天前，当地市委书记与他见面，希望帮助解决当前的口罩供应困境。他从未想过，自己这样的小生意能引起市委书记的注意。“现在我自己的线上业务已经管不了了，只能服务我的家乡了”。

在市政府的干预下，刘景善昨天又和口罩工厂重新签订了合同。在疫情到来时，工厂毁约的情况屡有发生，对方以政府征用的名义拒绝了他的发货需求，好在刘景善家乡的政府出面，问题得到了解决。

图/人民日报微博

几日前，随着疫情持续发酵，口罩等物资在全国各地都变得异常紧俏。几乎所有正规的口罩厂都被政府统一征用，并被要求优先满足当地的口罩需求。

政府管理的好处是，遇到原材料短缺和人工短缺的情况，政府会出面帮忙协调。“前几天原材料和人工还是蛮紧缺的，现在政府力量加入之后会有些缓解。”浙江朝美公司总经理林焰民对AI财经社说。

“这个阶段，行政干预是对的。”刘景善也对当前的政府管控感到满意，在供需不平衡的当下，平时不起眼的东西变得非常敏感和紧缺。每一个人的心态都变了，任由市场调节反而容易混乱。事实上，政府的指导价充分考虑了工厂的成本和利润，“甚至比我之前给人代加工的利润都高”。

当然，由于大部分口罩产能由政府优先供应一线，市场上能销售的专用口罩变得极为有限。

“对于线上而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无货可发。”刘景善说。目前，各电商平台的正规货源已经非常稀缺，而且天猫等电商平台的规则相对完善，再加上商家之间的透明竞争，缺少投机倒把的空间，所以线上涨价的幅度一直要远低于线下。在天猫，刘景善销售的一次性口罩，50个的价格从29.8元涨到了39.8元，“我如果把这个货放到线下，至少一个一块钱。”

这样的调配方式，能让一线医护人员拿到口罩，但也导致了没有口罩厂的城市陷入窘迫的境地。

1月28日，林焰民把经销商和电商渠道的货都停了，全部货源交由浙江省经信厅统一调配。“现在是保障前线最需要用口罩的人群，其他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这个缺口真的太大了。”

他生产的是等级最高的医用防护KN95口罩，产能低，每天只能生产20多万只，主要是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防护能力。当地政府给他留出了至少20%的利润空间，政府人员已经在他的厂房里驻扎，外面也派了公安保护。外面的人不能进去，里面的人也不能出来，吃住都在里面，保证员工不会被感染。

即便如此，有限的产能还是让各地捉襟见肘。林焰民透露，当地现在只能保证最一线部门的供应，比如医院和疾控中心，而环卫、电力等二三梯队的部门则几乎拿不到口罩。

图/武汉协和医院官方微信

在湖北，口罩厂商稳健医疗在致消费者的一封信中透露：“春节期间我们生产的口罩几乎90%供给医院”，甚至不能保证供应其线下销售门店的员工。一份由湖北省出具的文件则指示稳健医疗(黄冈)满负荷生产，所生产的口罩及防护服交由省防控指挥部全省统一调配。

在一份江西进贤县政府部门出局的红头文件中，当地政府呼吁，本地经营电商的医疗器械企业，优先保障江西省内及部分重点地区一次性医用口罩的供应。江苏徐州市政府则调配了境内四家口罩企业，“50%的口罩由市中心医院收储为市级储备物资”，“其余部分...销往本市。”

浙江绍兴市越城区政府下发文件，对当地振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口罩及防护服进行“统一调拨分配”。

各地对医疗物资的严防死守，也被做志愿者的王丹丹察觉了。1月28日，群里一个小伙伴告诉负责物流协调的她，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开始不允许医疗物资外流，捐助物资不一定能从一个地方出来。于是，她立刻通知一位正在捐献的志愿者组织，“要先跟受捐赠的医院联系上再发货，如果直接寄过去，当地医院很有可能是收不到的。1月27日，某地就卡了好几十车物资。”

她还告诉AI财经社，湖北某县的防疫指挥部，为了20个N95口罩都会亲自开车去取，专用口罩已经变得非常抢手。“1月28日那天，我看到有一批5000件防护服捐到武汉一个地级市，我赶紧给那边一个县镇医院打电话，让他们去帮忙接一下。如果是给你们医院的当然好，如果不是，你们就顺便往自己那边截一些，反正见者有份。”王丹丹已经总结出了抢物资的“斗争”经验。

“按照未来4天统计，浙江医用外科口罩缺口400万个，医用防护服缺口近2万件。”1月27日，浙江省经信厅披露。1月23日，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天津调研口罩等生产情况时说，我国口罩最大产能是每天2000多万只，在30多家企业复产的情况下，产量已经恢复到一天800万只以上。不过，这样的数据，在疫情防控的持续压力下，缺口依然巨大。

谁在哄抬价格?

在缺口面前，大量嗅觉敏锐的人涌入口罩市场，从事投机倒把的活动。

志愿者王丹丹的手机里现在有几十个微信群，包括武汉援助群、医院物资作战大群、某某校友会大群，她发现群里很多是二道贩子。1月27日，她去采购的医用手套是0.55元一双，第二天变成了2元一双，“很多人在里面炒价格”。王丹丹说以后不做采购了，只帮医院做对接，“我们这些志愿组织自己筹钱去采购，实际上是花钱把物资的价格给炒起来了，二道贩子在里面赚钱”。

她第一次注意到武汉疫情时，KN95口罩的价格是8块钱一个，1月28日那天最便宜的口罩是25.6元一个，“还是那种资质不全的，四五天时间涨了这么多价格，我跟他们说坚决不买”。

王丹丹这几天一直不敢花钱，一边是拿着善款，另一边是骗子和二道贩子横行。“实际上，你是在跟其他志愿组织对同一个供应商，你们俩相互叫价，把这个价格越炒越高。”

口罩涨价是市场需求，但囤积居奇、倒买倒卖的行为在灾难面前显得吃相难看。

刘景善在做口罩的代理和线上销售。他发现，之前口罩都是通过经销商销售，这次疫情爆发之后，很多工厂旁边的小超市和商贩，就涌到厂里，工厂索性就变成了零售商，直接在工厂卖了。如果按照现在市场行情来看，工厂的零售价并不是很高，但是给到的这些人又进行二次销售，最终大幅度推高了价格。

林焰民生产的最高等级的KN95口罩，出厂价普遍在4元左右，最多不会超过6元。但朋友和经销商经常发截图给他看，现在他生产的口罩在市面上卖几十元钱一只。“我们是没办法。我们做了几十年的口罩，不可能去发国难财，大部分是这些经销商在倒卖。”林焰民开始协助工商和公安，打击恶意涨价和假冒伪劣的行为。

林焰民透露，现在还有一些小口罩厂，为了追求最高利润，在人为抬高价格，“哪怕我的厂里面，我的下级经销商(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碰到太多这种事情了。”林焰民对AI财经社说。

他这几天看到了太多利益之下的人性之恶。比如有人会借着捐赠的名义，到他这里拿货;也有人盖假章，撒谎要把口罩用到医院里;甚至一些工业领域的老客户都找上门，跟他说工厂里急需口罩，但实际上现在很多工厂都没有开工。后来林焰民发现，很多人都没有把口罩捐赠出去或者卖到医院，最后都是五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在外面倒卖。

“各种人想尽办法，跑到我工厂门口来，两天三天不走，骗到一批货马上高价卖，这样子的人太多太多了。”林焰民说起这事，非常痛心。疫情当前，总有人打着发国难财的心思。林焰民已经决定不再对外供货，把全部产能交给浙江省经信厅统一调配。

马玉卿在山东临沂经营着一家劳保用品公司，也做日用百货类的口罩生产。这两天他感觉有些受伤。

他的口罩全部卖给了下游经销商，但消费者都投诉到了他这里。前几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花了3元钱一片买了他们生产的口罩，骂他是黑心商家。他把发货清单给对方看，他是四毛钱一片卖出去的，但到了消费者手中已经涨到了3元。“我们现在一天十几起投诉，投诉你各种证件不齐。我们害怕了。”再加上他的质检报告已经过期了，也已无法继续生产。

而疫情在春节前夕突然爆发，也加重了涨价的趋势。林焰民的工厂从1月18日到21日开始陆续放假，外地的先走，20日还开了年会，宣告一年的结束，所有人都准备回家欢度春节。但在当天，林焰民接到各地经销商和镇上的电话，疫情加剧，需要大量的口罩物资。

年会变成了动员会，林焰民连夜动员员工，放弃休假，并保证一直到疫情结束，所有员工额外加3倍工资。通常，一线员工的日薪大概是160元，现在直接变成640元。

图/人民日报微博

所有人都在不计代价。大年三十让原材料厂家开工发货，陆运走不了就发航空。林焰民做了粗略估算，考虑原材料涨价、物流涨价、人工成本上升，一个口罩的生产成本的涨幅在2倍以上。

马玉卿生产的是一次性普通口罩，成本大概在1毛钱左右。但现在他给白班工人的工资涨了7倍，给夜班工人的工资涨了12倍，材料加了六七倍，即使销量大分摊成本低，总成本也增加了四五倍。“市面上口罩的价格不是生产商炒作的，是经销商在炒作，我了解的所有当地厂商的销售价格，没有高于1块钱的。”马玉卿所在的山东临沂也是中国主要的口罩生产地之一。

但工厂成了口罩涨价的背锅侠。

“我觉得小口罩厂应该站出来，能不去谋求暴利就不要谋求暴利，因为国家太需要口罩物资了。”林焰民呼吁。他的仓库还有疫情爆发前生产的1000多万只口罩成品和半成品，林焰民决定全部按原来的价格销售，而后续的产品再根据生产成本进行调整，保持原来的利润。

供应之困何时缓解?

尽管春节前，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但到目前为止，依然无法完全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缺口还很大。

林焰民在浙江有三个工厂，无论是员工还是机器，这段时间都在超负荷运转，几台机器都已经出现故障。而更加疲惫的是一线工人，很多外地员工放假早，没能返工，现在在生产的都是附近的工人，年龄最大超过50岁，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从21日到1月31日，这些工人只有年三十放了半天假。

现在高等级的口罩都采用超声波机器，无论是KN95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和医用防护口罩，普通医用口罩，都是全自动和半自动超声波机器做的。林焰民认为，如果要从根上解决口罩的量的问题，其实是在机器上，而不是在人上。

口罩紧缺时，浙江建德政府给林焰民调了一些人来工厂帮忙，但这些人只能做包装等普通的工种，对产量的提升微乎其微。

图/人民日报微博

“如果能生产大量全自动口罩冲片机，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产能问题。”林焰民说，而现在制作口罩设备非常缓慢，最快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出来一台成型的机器。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口罩设备厂集中在湖北仙桃和广东，这两个地方都遭遇了严重的疫情。

疫情下，从原材料到生产、到工人培训、再到物流，口罩生命周期的整个流程都要适应非常态。

仓库的打包工人放假了，刘景善用高薪和使命感把他们请回来，但物流运输又面临很大难题。“一些物流公司在这次疫情当中，并没有发挥好整个社会对它的期望。”刘景善说，反而是平日被骂得最惨的邮政在继续运转。

腊月二十八开始，刘景善去了江苏工厂待了10天，起初觉得赚点钱，以为当晚就能回去，但形势紧任务重，赚钱的想法变成了完成家乡使命，就一直留在了工厂。“一双鞋子、一件内衣，熬到了前天(1月28日)，跟乞丐似的。我女儿一直跟我打电话，叫我回去看她，但是我照顾不了她们。”刘景善声音哽咽。

他眼下看到的最大问题是工厂原材料稀缺。口罩最核心的是熔喷过滤层，它决定了一个口罩的防护能力。如今，KN95的熔喷材料从之前三四万元一吨涨到现在七八万元一吨。

口罩产业的分布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大部分口罩厂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次性口罩厂则大部分在湖北仙桃和河南新乡。如果按口罩数量计算，湖北仙桃是我国口罩生产最多的地方，但这里又是疫情严重的地区，很多地方被隔离，“中国最大产能的地方，现在生产不出口罩。”林焰民感慨道。

湖北仙桃口罩厂的日工资已经开到了850元，但即便这样，口罩工厂的产能依然没有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

“各种条件都限制你不可能爆发式增长，”林焰民说。而且做口罩不是把原材料和机器买到，马上就能生产的，员工需要至少一个月的培训期，“不可能一下子把量冲上去”。

国民恐慌性采购也在加剧KN95和医用口罩的短缺。在口罩紧缺的情况下，要开源还要节流。事实上，大部分人接触的人群有限，不需要最高防护等级的口罩。

世界卫生组织1月28日在其官网刊登了新冠病毒的使用口罩建议，在这份指南的前言中提到，在非必要情况下佩戴医用口罩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开支，带来采购负担，并营造出虚假的安全感，使人们忽视其他一些基本的防护措施，比如保持双手卫生。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人士也曾公开呼吁，社会各界正确认识KN95口罩的科学使用问题。1月31日，上海医疗救治组组长张文宏在电视直播中说：“我看到在大街马路上，很多人戴着N95口罩，这没有必要，戴医用外科口罩就足够了，外科口罩可以几亿级地生产。那边摄影的同志戴的就是N95，这个就不需要了，要给医生用了。我有N95，但我今天用一个N95，我的临床团队就少一个。”

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提醒，实际上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防护，不一定非要戴KN95口罩，一般的医用型防护口罩，是能阻挡大部分带有病毒的飞沫进入呼吸道的，在公共场合也就够用了。

北京疾控中心也指出，一般民众不建议推广使用KN95口罩。“因为它的通气效果不如医用口罩，从价格讲也没有必要造成新的浪费。”

“不一定要用KN95，达到了一定的过滤级别就行了，普通老百姓远离人群，普通口罩就够了。”刘景善也持类似的观点。KN95的口罩比一次性口罩要贵8-10倍左右，而且熔喷靠的是静电吸附原理过滤，一旦戴的时间过长或者受潮，就很难有静电吸附效果。

“大家非要买等级最高的，真没必要。”林焰民对AI财经社说，“你不去人口密集的地方，不需要这么恐慌去抢购口罩，把口罩留给有用的人”。

林焰民的企业是国家一级物资储备单位，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和2009年的猪流感，知道如何以最好最快的方式应对，“但这一次我感觉是最累的”，防护需求的短时间爆发让他没有丝毫喘息的机会。

眼下，尽管KN95口罩和防护服等物资依然面临着短缺，但随着政府统一接管口罩工厂，管控市场秩序，一切在向着良性的方向前进。1月31日，微信公号上海发布公布，上海市政府决定，优化全市口罩供应，从2月2日开始居民在各居(村)登记预约，到指定药店购买，第一轮每户可购买5只口罩。厦门则对口罩施行在线预约登记，摇号购买。有序的口罩供应将要逐步展开。

只是口罩供应难题依然还将困扰着各地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