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位于偃师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迎客。当天，整个洛阳城漫起了大雾。

很少有一处文化遗存的意义如二里头这么重大。按照学界公认的看法，二里头的发现，将与商周相连的、有实证的中国文明史前推了至少300年。然而，尽管与文献中“夏”的年代和位置基本吻合，二里头与“夏”的联系却始终无法获得众口如一的认可。

二里头这个被称作“最早的中国”的遗存究竟来自哪里，身份又如何?时至今日，或许不再只是一场学术之争。

(一)寻夏之旅

最早的中国在哪里?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

伊河、洛河形成的冲积平原气候温暖，平坦而开阔，无数典籍将夏的存在指向这里。在考古学者的眼中，这是一方圣地，也是追寻最早中国文明必须要去的地方。1959年4月，当时已是71岁高龄的史学家徐旭生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众多第一个王朝“夏”的都城——“夏墟”。这是一次带着目标的考古，也是中国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考古。

在公众印象中，考古往往是被动发现，而非主动寻找。是什么，让古稀之年的史学大家亲力亲为?

按照史书的记载，中国早期的历史是这样的：盘古开天，若干时间后出现圣人，尧禅让舜，舜禅让禹，直到禹的儿子启直接继承父位，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就此开始……然而，在史书之外，谁也没有“见过”任何夏朝存在的证据，三代的历史，看起来更像杂糅着神话。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告诉记者，直到二十世纪初，人们先后找到了甲骨文和殷墟，肯定了《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商的存在由此才在史书外得到证实。找到了商，人们随之自然而然想到夏，它在哪?

这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考古学界最热衷的事情。

除此之外，在北京大学教授、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口中，徐旭生先生寻找“夏墟”，还有一个不为公众所知的原因。

上世纪20年代，受“五四运动”影响，北大学生中产生了一种“疑古思潮”，其中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这些人认为，历史时代越晚，对先前历史的记载便越详细，记载的人物事迹便越放大，这并不可能。因此，他们质疑古书、古代的人物，进而怀疑古代的历史。”

“徐先生其实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这次考古，就是拿着古书到最有可能是夏的地方，寻找夏的都城，因此可以说是一场寻夏之旅。”站在陶器与青铜纹饰环绕的博物馆展厅，李伯谦将这段轶事娓娓道来，语气中充满肯定。

二里头发现至今60年，李伯谦在其中整整57年，他告诉记者，在二里头村，徐旭生发现了殷商时代的陶片，并将其记录下来，随后，考古学者开始对二里头长达60年的发掘，一个注定载入中国考古学史的名字由此渐为公众熟知。

(二)你能想象得到吗?这里是“最早的中国”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10月20日，举行过开馆以后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第一次对公众开放。还不到9点开放时间，就已经有大批游客等候在博物馆门口。从最近的洛阳龙门高铁站到博物馆所在的偃师二里头村，开车也要一个小时车程。专门从郑州赶来的历史爱好者韩杨早早就等在博物馆门口。

“大家不都说，这是最早的中国，所以就想看看最早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昨天上午，韩杨手机中的新闻APP就开始推送关于二里头的消息，有新闻报道，也有学者和网民们的争议。这也更加刺激了她的好奇心。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告诉记者，经历了一个甲子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众多考古“中国之最”：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紫禁城”——二里头宫城;最早的有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最早的成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遗迹和祭祀区域;最早的大型围墙官营作坊区;最早的青铜器制造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群……除此之外，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还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么多的“中国之最”意味着什么?

“你想想看，在世界上很多文明还蒙昧未开的时代，中原大地上有这样一个鳞次栉比的大都市，它有两万到三万人居住，城中排列着宽阔的井字大道，它足足有20米宽，相当于现代的四车道，青铜制的战车在其中疾驰;城的中央，大型的宫殿建筑环绕着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昭示着王权的尊严;而在城区南面，青铜器作坊中火花飞溅，绿松石作坊中光彩盎然，堪称中国最早的高科技基地。这样的文明，本身不就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么。”脚踩着诞生二里头的土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三任队长许宏时常畅想起“最早的中国”的模样。

在著作《最早的中国》中，许宏第一次将二里头和“最早的中国”画上等号。在他看来，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是当时的“中央之邦”;在二里头，第一次完整出现了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而且与后世的商周无缝衔接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中，最令人惊艳的展品莫过于一条长近70厘米的绿松石龙。“你想象是个什么概念吗?”二里头考古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介绍说，这条龙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三)身份之谜：专家多次论战 到底是不是“夏都”

“最早的中国”找到了，它属于哪个年代?

灯光打在绿松石上，“龙图腾”似乎有话要说。如果说，二里头是商周文明的直接源头，那么，故老相传治水、定九州的大禹，又是否是我们的祖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围绕着“二里头”身份的争议从未停止。如今，支持者们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都”。而谨慎者则认为，没有出土文字的实证，二里头便始终不能与文献中的王朝——“夏”建立直接关联。

这背后是夏文化研究的所面临的窘状：古史文献的描述与考古实物之间，始终无法完全对应，缺少一项直接、可见的实物证据作为连接——如殷墟甲骨这样的出土文献。

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面向专家学者、媒体记者首先开馆。当天早上的开馆仪式前，许宏早早站在大厅里，与相熟或者不相熟的人寒暄握手。在微博上，这位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拥有近百万粉丝，称得上是一名考古学大V。

作为二里头发掘工作如今的领导者，许宏在二里头的身份认定上十分谨慎，即使所在的这座建筑已经被冠以“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名头。

“我只能说，二里头很可能是夏，极可能是夏，但如果找不到直接的文字证明，我绝不会说，这就是夏。”

“夏本身就是从文献上来的，如果找不到文字的东西去证实，怎么能把传世的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盆盆罐罐一一对应呢?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王国维先生就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字材料互证，这也是考古学的主流。”在接受东方今报记者采访时，他仍认为，不能说二里头就是“夏都”。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黄铭崇则表示，如果没有字证，没法说二里头“100%”是夏王朝，“连大陆许多学者也这样认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持同样学术观点，他同时强调，现在没有人怀疑殷墟是商，为什么?因为发掘后，甲骨文与传世文献能够互证，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商代的存在。

对于许宏来讲，直接发掘者的身份、公众面前的活跃度，让其代表谨慎者，站在了争论的风口浪尖。

2018年4月22日三联新知大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与许宏就“夏代信史之争”展开了讨论。孙庆伟认为：过于依赖王陵、文字等偶然性的发现，“是把学科建立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这实际上偏离了考古学探讨问题的轨道。”孙庆伟主张“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方法，既从传世文献的角度详细考察夏代的王世、积年、都邑、族氏和重大史事，又用“文化比较法”重点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诸遗存和二里头文化进行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论证夏代的信史地位。

在现实中，两人多次在各类会议上面对面争论，几乎每次公开碰面都火花四射，针尖对麦芒，北大著名学者李零、朱凤瀚、赵辉、徐天进等也都参与其中。

(四)二里头把公认的、可追溯的中国文明史前推了300多年

如果二里头不是夏，那它会是什么?

对此，连许宏也对记者说，“我也说，它最可能是夏，极有可能是夏，但关键是没发现文字，没法板上钉钉”。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则认为，二里头身份认定的背后，其实是东西方学术观点的碰撞。

“西方学者流行的观点是，只有发现文字，才能证明身份是什么，我们觉得这样看不全面。我的看法是，文字只是当时的一种遗存，但是和它同出的玉器、石器、陶器、铜器难道不反映当时社会的面貌吗?我认为，二里头遗址’夏都’的名头坐的很稳，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成果，也是综合多学科研究的结果，不能仅凭是否出土文字来判断。”

“在夏商甚至更早的时代，文字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甲骨文也更多用于祭祀，找不到夏的记载并不能影响二里头和夏的认定。”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觉得，在古书中夏的活动范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座王都，周围又没有与之相媲美的遗存，这样彼此印证，如果坐不实二里头“夏都”的身份，岂不是很冤。

尽管学术上争得十分热闹，但学者之间相处却一团和气。即使较为谨慎的学者也都承认，时至今日，无论“姓不姓夏”，二里头的学术意义并不会打折，因为“二里头就在那里”。

“二里头是考古学家一铲一铲挖出来的，它真实再现了公元前3800年到3500年左右的中亚地区中国最强大王朝的文明，对建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有很大帮助。”陈星灿说，二里头最大的价值是把世界公认的、无争议的早期中国历史由商向前推了300多年。而在此之前，国外对中国文明只承认到商周。

“《剑桥中国史》当时是从商开始写起的，但现在西方学界已经开始认可二里头。”陈星灿告诉记者，二里头无论是青铜的使用还是礼乐制度，与商周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谁可以取代二里头。

(五)争议中定名“夏都”：你总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吧

荏苒六十年，二里头的身份何时真正能够“拨开云雾”?

在坊间，围绕着二里头的争议则从现实中蔓延到网上。有网友发表文章称《必须把许宏调离二里头，否则，夏朝得不到实证》，也有人说，作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缺少“夏的情怀”，“甚至有可能把关于夏朝的证据偷偷毁灭了”。

“这些与我没有关系的。”尽管对于考古学者来说，这样的质疑有些过头，但许宏不以为然。他对记者说：“民族情感我理解，但学者是从材料、证据和逻辑推导过程，至于学术以外的、不用学术思维的质疑跟我无关。”

也有几个网帖称，“二里头称不上是“最早的中国”，位于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才是最早的中国”、“二里头不是夏都，陕西阳城才是夏都”。对此，许宏、陈星灿等专家均表示，学术上的争鸣可以有，网友的情感也可以理解，但考古是一门讲究科学的学科，还是要以证据和文献为准绳。

而在官方层面，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命名也曾经几经周折。2017年3月23日，国家文物局在回复洛阳市文物局《关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项目选址的请示》的批复文件中，曾明确提出“我局建议该遗址博物馆名称中不含’夏都’”。不过，洛阳文物局2018年12月在征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馆徽设计方案文件中，却使用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徽征集方案的名称。同年12月7日，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以行业资讯的形式转载了这一征名公告，并沿用了洛阳文物局中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称呼。

到了今年7月12日，新华网刊发消息称：记者从洛阳市文物局获悉，河南省编办同意将原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正式更名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至此，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官方认定”完成。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10月18日下午召开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新闻媒体吹风会”上，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魏险峰在发布词中明确表示，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王朝——夏代中晚期的都城所在”。坐在一旁的，正是同样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

他对东方今报记者说，尽管学术争鸣还在继续，但博物馆冠以“夏都”也“未尝不可”。“现在只是缺少了学术认定的一环，但从老百姓的立场上讲，你挖了这么多年，总要给一个交代吧：二里头是什么，它和仰韶文化有什么不同?从这个意义讲，二里头是最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