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这“半部青春文学史”有你的故事吗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9-01-15 13:54:42

张悦然

郝景芳

“那些年,很多文学青年的理想就是去上海,去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距离90后的昆蓝(化名)参加那场比赛,已过去10多年。他得了一等奖,甚至代表获奖者发言,“至今为止,那几分钟,依旧是我此生经历过镁光灯照射强度最强的一段时间。”

1956年在上海创刊的《萌芽》是新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1998年《萌芽》杂志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一起举办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堪称当时文坛的大事件。

韩寒参加首届大赛决赛,以一篇《杯中窥人》,“一赛封神”。几年后,高二学生昆蓝剪下《萌芽》杂志上的参赛报名表,以性格有趣的同学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寄出去,初赛成功突出重围。他在父亲的陪同下坐硬座火车去上海参加决赛。一下火车,发现被偷了2000元人民币——数额足够令这个普通工薪家庭震撼许久。

“圆梦感”缓解了一丝少年丢钱的心痛感,昆蓝第一次打量上海的洋房和梧桐,觉得那简直是全世界“文学的中心”。

“当我坐在上海第三女子中学的考场时,面对的其实是多达7万的同龄竞争者,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铩羽而归,剩下的一两百人角逐一、二等奖。大家都很清楚,谁都不太可能成为韩寒再版,不过这并不阻止我们平视韩寒:你能拿到的奖,我也能够拿到。”

20年间,不管是读过,还是写过,如今活跃在各个场合的文学青年,仿佛总能找出一条属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成长刻度线。

最近,在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的《新概念作文大赛20年精选》新书发布会上,作家张悦然、郝景芳亮相的身份,分别是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

相较于张悦然,雨果奖得主郝景芳的“新概念刻度线”似乎更低调、隐秘。翻开精选集里她彼时参赛作品《迷路》,公众看见的未必是今天熟悉的郝景芳,但分明是熟悉如昨日的青春碎片。

郝景芳形容,她在“新概念”出身的作家中算是“异类”“边缘人物”。“我挺不好意思的,中间挺长一段时间没有写,也没有和这些作家有特别深的接触,其实我特别喜欢看这些作家的小说”。

郝景芳说,从她整体的人生轨迹上来讲,小学走的是“奥数”之路,中学走的是理科竞赛之路,“到了高二之后理科竞赛没拿什么成绩,高三时参加一个作文比赛,算是自娱自乐”。

中学时代看前三届“新概念”获奖作文选,是郝景芳颇感美妙的经历。“可能到现在为止,一个同龄人写得非常美好的作品,依然是给中学的孩子打开一个世界的过程”。

“自娱自乐”参赛,拿下一等奖,但是郝景芳没有改变原本想走的路。“我挺想学理科,学科学的,所以当时高考考物理系是第一志愿,按照自己的第一志愿一直读到研究生,读天体物理。后来我写小说也是从科幻小说开始写,仍然和科学有关系。我确实比较迷恋科学中的理论、对于宇宙的描绘,等等,这些是我很大的人生兴趣之所在”。

如今,郝景芳对于写作如何定义呢?她觉得写作就像吃饭、喝水、呼吸,是日常不可离的习惯,现在每天还坚持写点东西,写公众号文章,写课程,以及继续创作小说。“写作是非常舒服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生状态,我不是特别喜欢社交的人,有时候社交多了,我必须写作才能恢复元气——因为社交非常累,也很烦,但是坐那儿写东西能让我整个人都好起来”。

当初在“新概念”的路口,郝景芳没有直接走上作家的路。但过了17年,她相信写作是这一辈子不太会放弃的一件事,“只不过我不太拿自己当一个纯作家来看”。

“我们知道传统出版业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但是《萌芽》杂志非常幸运,很大一部分和新概念大赛有关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孙甘露说,“新概念”举办20年,有一些数字看来很有意思。“第一届创办的时候就4000多份来稿,到了去年达到历史最高,有9万多篇稿子来参与竞赛,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以新概念开始,这样一批80后的作家呈集团式登上文学的舞台。”文学评论家、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表示,一方面青春文学是自然的代际划分,另一方面,在文学创作上,这一批年轻人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清新、新鲜的”独特贡献。

或许在有些人身上,“新概念”的印记没那么容易褪去,比如昔年的获奖者张悦然,今朝是这项文学赛事的评委。

“我是里面最慈悲的评委,因为我当过选手,怎么宽松怎么来,怎么能给大家多留一些机会怎么来。我觉得很多老的评委(对待选手)的想法是‘狡猾的学生’,我的想法是‘可怜的学生’,所以我永远是站在学生一边的。”

在张悦然看来,形容新概念作文大赛是“半部青春文学史”一点不为过,但同时也要看到,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像景芳这样的人,她因为热爱文学所以留在文学里面,但实际上还有很多获奖者都非常出色,他们可能进入不同领域。但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这段和文学相聚的过往历史是非常美好的”。

时常有人会对张悦然说,有一些写作者如韩寒、郭敬明等,在获得名声后离开了写作,“有一种背叛文学的感觉”。

但张悦然不认同这个观点,她相信“所有离开的人都会得到文学的祝福”。“这才是‘新概念’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段历史无论是对留在文学里的人,还是我们今天找不到的、不在文学中的人,都产生了很重要的意义”。

昆蓝读大学后就甚少和人提起那段获奖经历,偶尔会在“人人网”上收到一条陌生人加好友申请,通过后对方发私信,说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作品选集里看到过他的名字,小说写得真有灵气。

“版税制逐渐替代稿费制成为一线作家的主要收入方式,一批草根网络写手也能顺利地出版书籍,‘80后’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

即使成不了韩寒、郭敬明等“符号人物”,其他尚未分配到“传奇剧本”的获奖者,一直摸索书写自己的人生价值。昆蓝硕士毕业后成了银行职员,每年雷打不动订阅两本文学刊物。与他同年获奖的年轻人,有的笔没停,从纸面写到网络,勉强跻身青年作家行列,也有人一度冲上过舆论焦点,即使事件与文学毫无瓜葛。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沈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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