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其代表作标志中国话剧走向成熟，也彰显着中国现实主义话剧的高峰。

今年是剧作家曹禺诞辰110周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等相关单位相继举办纪念活动。曹禺原名万家宝，自23岁写成处女作《雷雨》，人们对他的关注和研究从未停止。今天的我们，要纪念曹禺什么?

鼓励青年创作者探索创新

1936年，曹禺应校长余上沅邀请，前往国立戏剧学校任教，开启戏剧教学生涯。作为曹禺的学生，今年92岁的中央戏剧学院原院长徐晓钟回忆，曹禺用自己的激情点燃学生对戏剧的热爱。

“曹禺老师讲课的时候，教室里总是挤满了人，挤不进的学生只好站在外面的窗户边听课。”徐晓钟说，“曹禺老师在讲剧作和西洋戏剧课时，比如讲萧伯纳的《康蒂妲》，就立刻亲自上马扮演剧中各种人物，激情地朗诵，在台上演绎并沉浸其中，向学生传递作者的激情和原著的文学美。有学生曾感慨：他用全部的生命的力量来震撼我们的生命，而我们的生命还在沉睡。”

除课堂上的言传身教，曹禺还以开放的胸怀鼓励青年人创新创造。

1993年初，徐晓钟带着青年导演王晓鹰去北京医院，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的《雷雨》拟删去鲁大海这一角色的构想征询曹禺意见。

“删掉?”曹禺先是一愣，然后笑着说：“好，我赞同。”接着补充道：“将来会有批评你、骂你的，你要沉得住气，就说当时你和作家商量过的，作家同意的，就拿我来当挡箭牌。”

回忆起这段往事，徐晓钟认为，曹禺对青年创作者在进行探索和实验时的宽容、鼓励和肯定，对当下的文艺创作很有启发。

艺术创作要深入生活

1937年2月，欧阳予倩导演的《日出》首演。在《日出·跋》中，曹禺叙述了为写这一幕深入生活的经历：为向乞丐学数来宝，在三九天的半夜跑到荒凉的贫民区，却被醉鬼打伤，险些瞎了一只眼睛;跑到“土药店”和黑三一类的人物“讲交情”，为“朋友”瞥见，散布了许多无稽谣言……

“为着写这一段戏，我遭受了多少磨折，伤害，以至于侮辱。”曹禺写道，“我口袋里藏着铅笔和白纸，厚着脸皮，狠着性。一次一次地经验许多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事实，一字一字地记下来，于是才躲到我那小屋子里，埋下头，写那么一点点的东西。”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曹树钧指出，曹禺的五大经典《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全都有生活原型，都是曹禺熟悉的人和事，如《雷雨》中周朴园逼蘩漪喝药，一个司空见惯的场景被曹禺写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假如他对生活不了解、不熟悉，观察和研究人物不到位，很难写出来。

“艺术创作一定要来源于生活、深入生活。这是现在的创作者最需要向曹禺学习和继承的。”曹树钧说，没有“生活灵魂”的作品必被观众吐槽，遭时代淘汰。

以写人为核心 秉持现实主义精神

“曹禺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北京人艺院长任鸣说。

已故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所长田本相曾指出，曹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重心，在于倾力塑造典型人物，刻画了人物灵魂的深刻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曹禺以写人为核心，将视角注视到人的精神深处，剖析人生的困惑、人类的挣扎，关注人的内在生命，因而把握住了创作真谛。”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廖奔说，“关注人类的生存困境，使曹禺作品处处透示出博大的人文关怀;渴求进行精神探索，则使其作品具有了人性深度与哲理厚度。”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曹禺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已经在影响其他创作者。夏衍的代表作《上海屋檐下》是左翼戏剧的最高成就之一。夏衍在《上海屋檐下·后记》中写道：“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手段。引起我这种写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之转变的，是因为读了曹禺同志的《雷雨》和《原野》。”

专家指出，纪念曹禺，应该学习他剧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我们不仅不能说‘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了’,而且还应该呼吁‘现实主义真精神’回归，以此为契机，找回戏剧艺术的独立品格。”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谭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