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蛇》剧照

《北京法源寺》剧照

2020年12月8日，田沁鑫被任命为国家话剧院院长。在接受采访时，除了对“一院之长”不可回避的责任与担当的表述，她还提及了中国话剧向西方思潮的学习，提到了话剧市场曾经送票的那个阵痛期，甚至提到了对现代化管理思维的拓展……短短几句话，即便是站位和格局变了，宏观视角下仍不失艺术家的语境与个性。

1999年，同样也是12月，田沁鑫在时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赵有亮的提携与保护下，走进这座国家级剧院，成为一名导演。30岁上下，在好演员云集的《生死场》中编导一肩挑，拿遍了当时所有能够拿到的国家级奖项，成为戏剧界风头最劲的女导演。2001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组建为中国国家话剧院。

国家话剧院院长上任不足一个月，做客北京青年报文化版组、副刊版组和文化视频直播栏目《后台》联手打造的年终特别访谈“戏剧人的2020”时，田沁鑫把服务艺术家、将历任院长给予她的这份安全感继续传递下去，当作站在全新事业起点上的一个承诺。

给艺术家以安全感

一如历任院长给我的安全感一样

如果说今年有一位导演成了戏剧界的流量担当，则非田沁鑫莫属，因为央视热播综艺《故事里的中国》，她成了网友眼中最会讲正能量故事的人;而走马上任国家话剧院历史上第一位女院长，则又让她身上多了艺术之外的话题。无论是为百姓发声为文化强国助力，还是用自己带有中国美学的表达文以载道，国家话剧院的田沁鑫时间已经开启。依旧是轻声细语，但田沁鑫说，上任前后，心态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在这家剧院工作了20个年头，原来是一个导演，有一些个人的想法就去做了，但是上任后需要一个心理建设，要从个人艺术风格过渡到对剧院整体艺术生产和对未来发展规划的把控，要有公心，更要保持初心。”

观众眼中的国话，是一个艺术院团，而田沁鑫眼中的国话，则是为艺术家服务的。“很忐忑，希望能给艺术家以安全感，一如以前历任院长给我的安全感一样。”

20多年前，田沁鑫排了自己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的第一出戏《生死场》，“那时我去办公室找赵有亮院长，我记得他还是用饭盒带饭，铝制饭盒就放在暖气上，现在我脑子里都有这个画面。第一次导戏，赵院长担心我装台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就让导演出身、主管业务的副院长杨宗镜，在现场坐了一天，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赵院长说，这个小孩戏排得不错，别装不上台，万一遇到点困难你帮忙协调下。后来杨院长回去和赵院长汇报，说那个小孩台装得还不错。”

从那时起，田沁鑫感受到导演中心制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并不是一句口号，“那时我很年轻，但所有演员都对我非常尊敬，韩童生老师、倪大红老师，包括灯服道效化所有工种的老师，都非常配合我，就连大师级的舞美设计薛殿杰老师也一样尊重我，让我如沐春风，有充分的自由去创作。”

今年年底上任国家话剧院院长后，田沁鑫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赵有亮院长，虽然人在日本，但他已经听说了自己眼中的“娃娃导演”成为国话掌门人的消息。如果当初没有看到田沁鑫的导演处女作《断腕》，也就没有日后其调进剧院甚至一路成长为国话院长的机缘。对于赵有亮，田沁鑫一直心存感恩，“剧院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即便是今天我做了院长，也会时常惦念当初作年轻艺术家的感觉，我也会回馈给剧院我当年遇到的机会，让这个剧院的传统在我的带领下传承下去。”

治大国如烹小鲜

管理一家剧院也是如此

2017年，因为长期的疲劳，田沁鑫因急性胰腺炎住进上海瑞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44天，她将这看作是自己生命的一个升华，“重新走在坚实的大地上，我脑子里就是两个字‘感恩’。我不知道命运为何会有这样的改变，之后我所做的都是重大题材的创作，《故事里的中国》《奋斗吧!中华儿女》，让我一下有了比过去更高的政治站位。”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国话副院长前，田沁鑫的说话方式是戏剧式的，常常是戏里的词直接就搬到了生活中，而生活中的词也借由剧中人的口说出。“这些年我的语境确实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参与新晋政协委员培训，大概十几天的时间，却让我印象深刻，材料中的一些表述我有些看不懂，但又很感慨。包括后来听《政府工作报告》，才真正意识到，国家要管的事情就像一个大家庭里所有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下午的小组发言，如何从民生过渡到自己的领域，要专门写成稿。以往艺术家的表达是自由、感性的，而作为政协委员如何建言履职，我还是个初学者，以至于发言的时候会很紧张，这段经历和感受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有一次，田沁鑫甚至坐在驻地的床上落泪，原因是很多领域的表述，她尽全力听也不能完全听明白，自己很着急。“如果我不是在这个位置，真的是不可能有如今这样的思想进步，那一次我是为自己的差距着急，而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再发言也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

相对于语境的变化，田沁鑫不想去改变的，是“我该是什么样的人还是什么样的人，改变的只是行政岗位，成为院长后需要我更自觉刻苦地学习适应新的岗位”。

作为国家话剧院19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院长，田沁鑫希望自己能够更加春风化雨，聚人气、展形象，为创作和普及做一些事。“先把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请回来，和他们展开座谈，也要和老艺术家以及老职工建立紧密联系，曾经的老院长、老党委书记们也要请回剧院坐一坐。”

虽然之前已经给自己做了一些心理建设，但上任之后工作量之大还是让田沁鑫用了“目不暇接”来形容，“要对很多部门作调研，从创作部门到工会都要关注。以前我就是一个受艺术熏陶的青年导演，更多地让大家看到的是我个人的艺术追求，但现在别人对你的评价就是出人出戏。我希望国家话剧院既有管理上的严密，又有自由的创作空气。”

田沁鑫喜欢茶，更喜欢喝茶，“不同的茶叶用不同温度的水来沏，管理一家剧院也是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功夫下到了才能把菜炒好，管理上要梳理，都说工作和生活是有隔阂的，但我要打破这个壁垒，用我一贯的生活态度去工作。”

田沁鑫曾谈及对老舍先生的喜爱。年少轻狂时一次看《茶馆》的经历让她永生难忘，“中间我睡着了，但依然震撼于戏剧的力量。我是北京人，家里是满族正红旗，和老舍先生是一个旗，我们这个家族是三百年的北京人。从小在北京城长大，小时候看话剧看展览都是家常便饭，京城是皇城文化和平民文化的聚集，我的祖上都过着非常悠闲的日子，家里人的性情也都慢条斯理，现在我做了院长，也希望自己能自在一些。这不是指工作强度的放纵，也不是艺术家的散漫，而是要通过梳理现代管理意识，懂得如何放权、如何集中。”

熟悉田沁鑫作品的人都会对这两个“如何”不陌生，《北京法源寺中》中便处处是这样的台词，曾经在没有一官半职时，看似悠闲自在的田沁鑫便用浩瀚情感和慷慨磅礴，在晚清国殇边缘之际，用舞台语汇探讨过“何处是民族出路”，从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视角看仁人志士、看国家的困局。

坚信正剧也可以一票难求

没有丧失对文化品格和艺术气质的坚守

梳理田沁鑫20多年来的创作清单，除《罗密欧与朱丽叶》外，鲜有国外剧目，《断腕》《生死场》《狂飙》《赵氏孤儿》《四世同堂》《红玫瑰与白玫瑰》《青蛇》《北京法源寺》……在“讲好中国故事”这个当下流行语汇出炉前，她便是这样做的。

即将结束的2020年，田沁鑫也因疫情的突发，经历了从恐慌到相信疫情可控。把她从生死一线拽回的上海瑞金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曾前往援鄂一线，那段时间她很揪心，但一直在创排阶段的《扶贫路上》又让她无暇喘息。“我做戏因为我悲伤”，年轻的扶贫干部黄文秀牺牲在扶贫一线的故事，让田沁鑫在语言上词穷于这个群体的伟大，于是《扶贫路上》这部带着《刘三姐》气质的歌舞剧一路从百色、南宁唱到了北京。

随后，《北京法源寺》《四世同堂》这两部近年来年年演出不缺席的票房剧目，相继登台国家大剧院，在她看来，自己每个阶段的创作都是那一时期自己的映照。

“我从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就是在做改编，当年《生死场》的广告语就是‘向中国现代文学致敬’，我们用鲁迅先生为萧红作品《生死场》写的序来做戏剧推广，‘与其还在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我在创作时虽然是个人表达，但一直坚持讲中国故事。《赵氏孤儿》是用史记的故事做底子，用元杂剧的样式，在创作中寻找的是春秋少年中国的咏叹，是这部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作品的当代表达。”

2001年的《狂飙》，田沁鑫是想让观众看到前辈戏剧家是如何建造这艘出海扬帆的戏剧大船，“我很想让大家知道除了中国话剧创始人李叔同先生外，洪深、田汉等人也是不能被戏剧史遗忘的人物。田汉不仅是优秀的剧作家，还是优秀的推广人。当年李叔同先生出家前希望办一所和北大齐名的综合类艺术大学，如果他的理想成真会非常了不起。田汉也是一个大才子，也曾为创办艺术大学而奔走，同样是个理想主义者。”

少不更事便触及家国情怀，甚至生死这样的终极母题，田沁鑫说：“无论是春秋大义，还是明代传奇《白蛇传》，我之前的创作都是源自我喜欢。后期尝试市场化运作，第一部得到观众认可的便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之后有了《明朝那些事儿》，以及《青蛇》《四世同堂》和《北京法源寺》，从晚清变法到85万字浓缩成三个小时的平民史诗，我希望打出一个新鲜的概念——正剧也可以一票难求。这些年我没有迎合观众，也没有丧失对文化品格和艺术气质的坚守。”

盘活国话明星资源

做好人才引进

青艺和实话两院合并为国话前，各自都有立身的国外剧目，而国话成立后的第一炮也是依靠《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打响的。近两年，整个国话的创作有国外剧目渐少的趋势，不过田沁鑫说，“推广国外优秀剧本，将其立体呈现于舞台，是国家话剧院的一份文化责任。像契诃夫、莎士比亚这样的传世剧作家和当代西方优秀剧作家的作品，未来我们都会关注。当然，践行‘中国戏剧’的品格、义理与精魂，在世界艺术的潮流前，思考今日吾国艺术生灵的使命和责任，承认古国华夏艺术的精彩，是自觉，更是自信。国话必须为‘中国戏剧’的继承和发展，竭力担当。”

2021年，国家话剧院不仅在建党百年的题材创作上不会缺席，还将在《故事里的中国》之后继续与央视合作《红色记忆》，用文物来讲述建党以来的故事，而这些都已列在田沁鑫的年度创作计划中。此外，她脑子里装的还有剧院的表导演建设，“国家话剧院如何建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形象，将以什么样的文艺面貌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这样重大的时间节点有所作为，都是我要去思考的。包括舞台精神的确立，在编剧领域恢复作家戏剧，以及对所谓IP和优秀网络文学的发掘，我们都在考虑。”

上任国话院长之际，田沁鑫导演的《四世同堂》正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之前曾有孙红雷、尤勇、段奕宏等人相继串演过剧中“说书人”一角，此次，佟大为也回来了。很多人都是从《故事里的中国》才知道，原来那么多的明星都是“国话人”，有丰厚的家底但还需要盘活，很多人从未登上过话剧舞台，如何让他们回来也是田沁鑫要做的事。“最近我正在准备走访明星演员，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定期交流机制，同时做好人才引进，这是我在2021年的第一个念头。一家剧院有这么多的明星，该如何表现，如何让明星资源合理化，剧目题材上除了现实题材，还有传统文化、实验探索，以及与世界先进剧团合作，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

“看看田院长上任后能否在明星资源的使用上有所突破。”这句话是眼下很多国话工作人员的共同期待。而以往田沁鑫就曾是公认的“拴角导演”，但她自己对此的规划是，“过去都是派活，这种做法不太合适，要遵循艺术规律按照艺术家的个人条件和意愿为其量身定制剧目，这样才能更贴切地表达他的艺术风格。除了明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编剧和青年导演能够从剧目中走出，要给他们机会，同时也希望社会上的优秀导演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创作中。”

住院时脑子里的一个画面

让我出院后要烫头戴耳环

田沁鑫在《故事里的中国》的出镜造型和视觉海报，与之前相比可谓风格突变。“我在2017年出院前是男孩子形象，那些年全心投入创作，一直是短发、裤子，但是出院后的第二天我就要烫头、穿裙子，重新做回女孩。住院的那段时间，我的脑子里总会出现西藏，一个好看的藏族女孩穿着藏袍、梳着小脏辫带着我奔跑，有三天的时间脑子里都是这样的画面，她的笑容非常温暖我。”

田沁鑫说出院后能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以前我从不戴耳环，也不喜欢珍珠，觉得饰品都是我妈妈那个年纪的人戴的，但出院后住在上海的半年缓冲期，让我在心态上有了变化。原来我在本体上思维方式有点像一个男孩，这可能跟导演的工作性质有关，但现在女性导演、女性院长的标志要明确。于是央视出镜时对我的设计，那个造型一直沿用。形象的改变不只是外在，对我而言，要加强管理能力、保持我自己的逻辑思维和自己特有的气质，则更关键。”

(文/本报记者 郭佳 摄影/本报记者 王晓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