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天际线”前，一名外籍劳工在打扫卫生

7月4日消息，《大西洋月刊》发布题为“强迫劳动是全球电子产业的支柱”的文章，称世界各地的穷困人口跑到马来西亚寻找工厂工作，到了那里以后，却往往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因为招聘费用等意想不到的开销债务缠身，因为生活环境恶劣而常常生病……

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

马来西亚将自己标榜为“外国公司的天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东南亚国家已经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5000多家外国公司到来，它们在该国专门为企业发展留出的部分地区设立工厂设施。根据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发展机构的数据，电子产业——该国最大的制造行业，致力于打造从半导体到电视再到电脑键盘的各种电子产品——占据了全国36%的出口和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电子公司在马来西亚的业务经营上已经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吉隆坡，外国投资持续地推动着建设热潮，起重机在闪闪发光的高楼之间伸展开来。街道一尘不染，治安良好，水很干净，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也从该国生产的移动设备、电路板和LED屏幕等产品中获益。

这种经济成功的核心是外来劳工。他们来自于孟加拉国、尼泊尔、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家，他们来到吉隆坡国际机场，手里拿着大量的文件，期盼着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对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外国工人数量的估计差别很大，从政府统计的近180万到360万不等，360万的话，相当于该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据外来劳工拥护者估计，这些工人中有三分之一没有合法身份。

工人权利组织Tenaganita的约瑟夫·保罗·马里亚莫夫(Joseph Paul Maliamauv)表示，“许多外国工人认为马来西亚是富饶之地，街上全是金子。”

“天堂”与

但外来劳工一到这里，就会发现这个天堂并没有延伸到他们身上。是“马来西亚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体，是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拥有多元文化和跨国公司，有大量的外国投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AFL-CIO)下属的Solidarity Center的戴维·威尔士(David Welsh)说，“但在一个充斥着侵犯人权和滥用劳工行为的地区，马来西亚在很多方面都明显是一个坏榜样。”

马来西亚提供了窥视全球经济的一个令人不安的部分的窗口。该国让整个全球经济体系运转起来，触及和连接全世界的几乎每一个部分以及数十亿人口：流动人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为全世界创造产品，立足于大量可用的便宜而且灵活的劳动力供给。在马来西亚，可以看到是什么在维持着那种人口流动：给工厂带来工人的招聘策略，保护工人不力的政府政策，改善整条供应链工作环境的挣扎，以及维持廉价苦工需求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现状。

2014年，监察组织Verité发布了一份关于马来西亚电子行业外来劳工的研究报告。在覆盖400多名外国电子工人的样本中，按照Verité的定义，至少有32%的人曾被强迫劳动。报告称，“这些结果表明，在马来西亚的电子行业中，强迫劳动的现象并不仅仅是孤立事件，确实可以被描述为普遍存在。”

同年，美国国务院在其年度人口贩运(TIP)报告中，将马来西亚评为“三级”，与伊朗和朝鲜等国家一样。那是最糟糕的评级。这一评级只针对那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次年，这个国家被升级为“二级观察名单”，然后在2017年被正式升级为“二级”——但许多人认为这种升级是毫无根据的，尤其是因为在2015年，在泰国与泰国的边境发现了130多个疑似属于人口贩运受害者的坟墓。“这太荒唐了。”Verité的首席执行官肖恩·麦克唐纳(Shawn MacDonald)在谈到美国国务院的修订时说，“毫不夸张地说，马来西亚什么都没做。”

威尔士和其他人说，此次升级被普遍认为是由于美国和马来西亚之间达成的一项补充协议。该协议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一部分，将赋予工人更多的权利。麦克唐纳称，美国之所以提高了马来西亚的评级，是因为后者对TPP“坚定不移”的支持。TPP后来破裂(双方达成的协议随之失效)，但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还是提高了该国的评级，这是鼓励改善人权问题的最佳方式之一。

吉隆坡附近的巴生的一位议会成员查尔斯·圣地亚哥(Charles Santiago)透露，美国国务院在马来西亚的工作人员对此次升级报告“非常不满”。那些工作人员曾参与撰写上述的人口贩运报告。

“我去了国务院，跟他们说，‘你们应该感到尴尬。你们给自己的政府帮了倒忙。”(美国国务院告诉我，一份新的人口贩运报告即将出炉，它将在新报告公布前拒绝置评。)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还是取得了一些改进，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据联合国劳工标准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的乔蒂·密特拉(Jodie Mitra)称，政府处理人口贩卖问题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改进，因为我们注意到与人口贩卖相关的调查、起诉和定罪正变得越来越多。”但是，米特拉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鉴于可能等同于强迫劳动的虐待外来工人行为依旧存在，执法和执行工作仍需要加强。”

我4月份到访马来西亚的时候，该国的选举即将到来。各个政党的旗帜，尤其是执政党国民阵线蓝白相间的旗帜，在几乎每座建筑的正前方都悬挂着。所有人都说，一切都将一如以往。他们指出，尽管当时的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受到丑闻困扰，但选区划分不公将会确保他继续掌权。他的政党已经执政60年。但今年5月，现年92岁的纳吉布的导师、马来西亚前领导人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成为了总理。

新政权由中左翼联盟组成，其中包括圣地亚哥所在的民主行动党(DAP)。威尔士说，“我可以告诉你，最高级别的官员已经直接向国会议员询问，在提供优先事务的路线图时，应该优先考虑哪些事项。”劳工一致性计划”(Labor Consistency Plan)——在TPP谈判期间曾被讨论过的工人权利改革——又回到了谈判桌上。然而，倡导者对新政权并不是很满意。政府违背了DAP的意愿，在5月底宣布结束一项针对外国工人的重新雇佣计划。该举将取消对数十万非法入境工人的法律保护。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技术官员凯瑟琳·劳斯(Catherine Laws)说，“政府还没有制定外来劳工方面的战略。”

债务缠身

尽管如此，此次选举的结果可能会推动马来西亚继续前进，建立工人保护体系。此前，该国并没有这样的体系。威尔士说，缺乏强有力的劳动法反而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有很多情况会使得外来劳工被困在强迫劳动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工作条件很差或者遭遇欠薪，他们无法去追索。但问题通常从招聘开始，那是造成一个债务和束缚的恶性循环的开始：可能会让人们陷入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困境。Verité的研究发现，92%的外国工人为了获得工作而支付招聘费用，该笔费用也通常超过行业标准(一个月的工资)。这笔钱通常落到在马来西亚以及在工人自己的国家的招聘人员的口袋中。这些费用在工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之前就要支付，往往会让整个家庭深陷债务沼泽。

这就是我采访过的一位来自印尼棉兰的工人诺维达·玛本(Novita Marbun)的情况。当玛本19岁初到马来西亚时，她花了1500英镑——相当于375美元——才得到一份工作，这比她一个月挣的钱要多得多。她的父母通过抵押房子得到一笔15年期的贷款，以便为她支付这笔招聘费用和前往马来西亚的费用。她现在挣的钱只够日常开销和养活她仍在印尼的儿子，但她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赚足够的钱帮助父母。“我攒不下更多的钱。”她说。正如麦克唐纳所言，“现在的体系是让最贫穷的人来为招聘成本埋单。”

来自亚洲各地农村地区的工人，仅仅为了在一个大城市被雇用，就可能债务缠身。支持本国工人和外来工人的吉隆坡劳工组织NSI的安妮·贝雅特丽齐(Anne Beatrice)告诉我，一位来自尼泊尔的工人到达首都加德满都的时候，她已经在她的家乡接洽上了次级招聘中介，有时候这要耗费全家很多的钱。当她到达吉隆坡时，她已经投入了很多，因此即便自己不喜欢招聘人员或者劳动合同，或者招聘人员在她登机前替换掉合同，她都不在意。与外来劳工打交道的律师苏密撒·沙安希尼(Sumitha Shaanthinni)说：“招聘人员下面有很多的子级人员和次级中介。招聘人员不会亲自去村里招聘劳工，去的是次级中介。”

一旦到达马来西亚，外来劳工会发现自己的开销不断增多。他们会发现自己要为一张工作许可证(这个费用现在法律已经转移到雇主身上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以及住房和签证的费用买单。许多雇主也会没收员工的护照，以防止他们贸然离开，尽管这么做是违法的。(招聘人员有他们自己的费用要支付——通常有的开销不那么光明磊落。据Tenaganita的马里亚莫夫描述，政府官员向招聘人员提供的工作许可比招聘的岗位数量还要多。招聘人员“是如何得到那些招聘岗位的信息呢?贿赂。”)

劳工权益倡导者告诉我，马来西亚的外来劳工通常不会非法入境。马里亚莫夫说，“人们并不是爬过篱笆入境的，他们大多数都有证明文件。”相反，工人们在自己擅自离职或者其雇佣合同没有续签时会失去合法身份，因为他们的签证与雇主关联。非法入境意味着，工人会面临被搜捕驱逐出境的风险;让招聘人员再给他们找一份工作时，他们得付出过高的费用。

比阿特丽斯说：“支付了招聘、护照和住房等方面的费用以后，你的工资就没剩多少了。”合同中没有提到这些其他的费用，工人们往往剩不下什么钱。比阿特丽斯说道，当工人们抱怨时，中介会鼓励他们继续做下去，或者跟他们说“‘辞职吧，我再给你找份别的工作。’工人们并不知道，他们不能那么做，那样会让他们变成非法入境。”

生活环境十分艰难

一旦定居下来，不管是否有证明文件，工人们都会面临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当我与翻译兼外来劳工曼约·查帕盖恩(Manjoj Chapagain)交谈时，他刚从吉隆坡郊区Petaling Jaya的一个外来工人营地回来，他带马来西亚的医生过去。据他估计，有五六千工人住在这个营地里。他说，医生们对这里的生活条件感到“非常惊讶”。在这里，有时候20个人共用一处1000平方英尺(约合93平方米)的房子，晚上10个人睡在那里，早上10个人睡在那里，因为他们轮班上下班。没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没有卫生管道。“医生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混乱和气味。”他告诉我。据马里亚莫夫说，这些生活条件可能会工人陷入一个更加危险的处境，因为如果他们感染了肝炎等某些疾病，就不被允许留在马来西亚。

马里亚莫夫说，工人们经常生病，“因为生活环境太糟糕了”。女性员工在怀孕时也经常被遣送回家。据尼泊尔大使馆表示，2016年有386名尼泊尔工人在马来西亚死亡。据该大使馆统计，自2005年以来，平均每年约有300人死亡。死亡的原因并不总是确定的，意外的死亡对他们的家庭来说会带来极大的经济困难，因为他们由于支付招聘费用而背上债务，但没有收入，更不用说精神上的损失了。

工人受到的对待在各个公司和行业中不尽相同。知名跨国公司往往有更好的表现记录，毕竟其中许多都受到国内外监督组织的监督。这些问题在供应链下游比较明显。“大公司，跨国公司，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沙安希尼说，“它们大多遵守自己的行为准则，不扣除工资，也不没收护照，诸如此类。但是它们的供应链没有做到这些。它们对那些问题实施多大程度的监督，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公司强调称，它们有促使供应链遵守与它们一样的行为准则。许多大型的电子产品品牌在其网站上表示，它们希望供应链中的公司遵守法律标准和人权标准。然而，供应链纷繁复杂：工厂规模不一，雇主往往是招聘人员，在马来西亚，工人保护措施既薄弱又执行不力。

自2004年以来，许多公司开始求助于监督机构“负责任商业联盟”(RBA，前称“电子行业公民联盟”，简称EICC)来帮助它们监控自己的供应链。来自RBA的鲍勃·米切尔(Bob Mitchell)告诉我，该组织依赖于“多种方法来解决供应链中的普遍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太过复杂。

“你越是深入供应链，你作为公司或个人公司的影响力就越小。”米切尔说。RBA致力于利用品牌商的力量向下游供应商施压。但一些律师和工人权利倡导者表示，这种做法并没有带来改善，部分原因是企业对哪些供应商在其供应链中缺乏透明度。即使是那些重视善待员工的公司，比如Patagonia，也仍在与其供应链相当下游的供应商作斗争。

当然，许多工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劳动成果最终会落到哪家公司。“如果你要生产一个小部件，有时候你甚至连它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沙安希尼说道，“如果是一颗螺丝钉，他们怎么知道呢?再往下看，他们提供金属。你问，‘你的工作是什么?’工人回答说：‘哦，我负责切割金属。’我怎么知道它最终会落到哪家公司呢?”(乐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