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内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自开放以来，不少观众反映，“预约可谓秒没”。

该馆坐落于古都北京中轴线北端，常设展厅7000多平方米，基本陈列包括“文明起源”“宅兹中国”“大国一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5个专题，主题为“历史中国，鼎铸文明”。这座博物馆的布展有何独特之处?展品有着怎样的故事……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巩文。

“仓储式陈列”体现考古学科特色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记者：数据显示，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展品有6000多件。这些展品的陈列特点是什么?

巩文：馆内的基本陈列以绵延5000多年而不断裂的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程为展陈主线，以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标本精品和专题档案文献精华为主要展品，特色是“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将考古发掘出土物以遗址、遗迹为中心密集式陈列，古籍、档案则呈阵列式展出。

“仓储式陈列”体现了考古学鲜明的学科特色。考古学研究往往是整体地考察一定时间内分布于一定区域，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即按照考古学文化来研究，着重于遗迹和遗物的系列和类型，而不是孤立地、鉴赏式地研究单个器物。这样的学科特点从根本上要求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陈列不以展示精美的孤立文物为追求，而是要充分考虑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遗迹单位，以精品文物与成组器物的有机融合、线图描绘与图版说明的辅助铺陈来完成对整个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组织、价值观、文化传统等形成与发展的考古学解读。展厅中仓储式展柜展架密集式陈列与独立柜的多角度展示正是基于此考虑。

记者：馆内的基本陈列重点展示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不同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状况。这些展品来自哪里?

巩文：馆内展出的所有出土文物精品全部来自田野考古一线，展出的所有珍贵古籍全部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珍藏。

运用新技术让更多文物“开口说话”

记者：在信息化时代，不少博物馆加快数字化建设，在展陈形式、文物保护、观展体验等方面迭代更新。中国考古博物馆在这方面有哪些尝试?

巩文：沉浸式体验是中国考古博物馆展陈的另一特色，展览设计中调动了多种手段，营造恢弘的历史氛围，希望将观众引入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

从序厅开始，以青绿山水画《千里江山图》打开历史大门，脚下铺陈金色历史大道，头顶星空苍穹，前方为镌刻历史典故的铜镜。在石器时代的陈列中穿插模拟打制石器互动视频;甲骨陈列附近可以试着模仿商人占卜;从洛阳定鼎门(车辙骆驼脚印模拟场景)外走过，随着驼队远行;站在“甲板”上跟着海船扬帆起航去体验海上丝绸之路;身为游子，给家乡的父母师友写封古意盎然的书信……在各个展厅中，我馆试图通过视频呈现、多媒体互动、场景模拟、OLED透明显示屏、裸眼3D等多角度多侧面展示文物细节，使观众自主参与，仿佛置身于古代社会，在当下的氛围中体验历史，产生情感共鸣。

记者：未来，在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进一步的计划?

巩文：除了目前已在展厅中应用的不少数字化展陈手段外，我们也在加快智慧博物馆建设的步伐，打算在今年建设博物馆智慧导览讲解系统基础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为观众提供个性化的参观线路推荐，同时结合室内定位技术为观众提供移动端的导览讲解服务等。我们还计划选取一些重点文物，通过数字化技术，整合文物三维数据和历史背景等图像文本二维信息，对其进行内容制作和呈现，多维度展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今后进一步开展VR、AR等新技术、新手段在博物馆的应用。与此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尝试多种形式的展示方式，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优秀历史文化传播。

用考古成果讲好中国文明故事

记者：这几天，一些到访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幸运观众”在参观之后，通过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喜欢的文物。其中，被提及最多的一件文物是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巩文：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河南西部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的，自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年，是一座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都邑。这件绿松石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身上，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合而成。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巨头蜷尾。龙身有铜铃，内有玉石铃舌，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

记者：除了这件备受关注的文物，展馆中还有哪些代表性的文物?

巩文：其实，每件都很值得一看，都有代表性。我只能沿着时间轴线举几个例子。

首先，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彩绘龙纹陶盘是迄今在中原地区所见蟠龙形象的最早标本，也是陶寺时期已出现王权和国家的实物象征。

其次，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杯身如觚，用象牙根段制成，通体雕刻繁缛精细的花纹，有兽面纹、夔纹等，并镶绿松石。杯一侧有鋬，鋬为夔形，头向上，尾下垂，饰鸟纹，镶绿松石，有上下对称的小圆榫，插入杯身，是商代罕见的艺术珍品。

第三，出土于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的西周时期的邓仲牺尊为盛酒器，整件器物造型奇幻，装饰精美，多层雕塑，制作工艺复杂，反映了西周时期先进的青铜器铸造技术。盖内底及器体腹内各有六字铭文：“邓仲作宝尊彝。”邓仲牺尊是井叔夫人从邓国带来的嫁妆，反映了西周社会的基本组织——血缘组织的广泛存在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宗法制、世卿世禄制和异姓联姻等一系列政治制度。

第四，出土于北京元大都遗址的白地黑花龙凤纹瓷罐是磁州窑产品，以白釉为地，施黑、褐色釉，其腹部一面绘龙纹，一面绘凤纹，肩部绘缠枝花卉纹一周，蕴含着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元素，是中华文化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物证。

展览传递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记者：有参展观众注意到，展览展现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巩文：确实，展览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依据，传递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工程、甲骨文、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都城、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与体系等，都是几代学者的学术研究积累。同时，专家学者近年来在丝绸之路、南岛语族、海疆问题等领域的学术前沿探索，也在展览中得以体现。比如，展览充分吸收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对这两项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在展线上予以介绍，向观众推介史学研究的最新成就。

未来，随着相关学术成果的更新，我们也会及时体现在展览中。

记者：在基本陈列中，观众可以看到10余位学术大师的介绍，这是基于怎样的理念?

巩文：展览不应只是冰冷的文物堆砌，应是有温度有人情，能透物见人，不仅要见古人，而且要能透过这些古物，看到今人的学术贡献。

基于这样的理念，中国考古博物馆在展览中适时嵌入10余位学术大师的介绍，与展线结合，致敬他们的学术贡献与成就。如中国第一位接受考古学正规训练，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发现者、考古学家梁思永;中国第一位埃及学博士，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考古学家夏鼐;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古文化古城古国”等理论的考古学家苏秉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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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自2019年3月启动展陈大纲策划，同年7月开始展厅装修改造建设，12月完成建设与布展工作。2019年12月底以来，开始内部试运转与修改完善。2023年9月15日，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该馆的基本陈列是几代学者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