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 供图/视觉中国

郭树清再次提醒老百姓一定要防范非法集资的风险，他说：“在打击非法集资过程中，要努力通过多种方式让人民群众认识到，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过8%的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昨天，第十届陆家嘴金融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再次提醒老百姓一定要防范非法集资的风险。他说;“在打击非法集资过程中，要努力通过多种方式让人民群众认识到，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过8%的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攻坚战和持久战

郭树清强调，人民群众既是金融监管保护的对象，更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依靠力量。在实际工作中，要让群众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教育，提升自身免疫力，同时成长为治乱象的生力军。一旦发现承诺高回报的理财产品和投资公司，就要相互提醒、积极举报，让各种金融诈骗和不断变异的庞氏骗局无处遁形。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郭树清指出，治理金融业内部层层嵌套、自我循环，必须充分考虑机构和市场的承受能力，在保持国民经济列车平稳运行中拆除“炸弹”，防止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在化解“类信贷”业务风险过程中，合理安排过渡期,先由机构自查再由监管部门检查，有计划、分步骤，渐次达成目标，没有采取“一刀切”和急刹车的办法。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郭树清认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2017年银行业新增减费让利440亿元，今年一系列新的降成本措施正在陆续出台。信贷增速继续明显超过货币供应量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目前，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17.3%，申贷获得率95.1%，但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还需做出新的努力。

对媒体网络虚假广告加大惩戒力度

郭树清指出，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征程上，需要着力解决一些领域滞后的问题，加强薄弱环节。当前需要优先考虑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企业结构调整，建立健全企业、银行、政府各方责任共当和损失分担机制，加快“僵尸企业”退出，加快困难企业重组，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二是要妥善处理企业债务违约问题。市场经济下出现债务违约十分正常，相比国外，我国企业债务违约率总体仍然较低。到2018年5月末，企业债券违约后未兑付金额，只占存量信用债总金额的0.43%。要遵循市场规律，实行差异化金融政策，对于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的企业要坚决退出，对于出现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相关各方要加强沟通协商，采取积极措施共同努力，帮助其渡过难关。三是大力推进信用建设。四是努力解决违法成本过低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媒体网络虚假广告，误导性宣传，欺骗性投资咨询和理财顾问，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公害。究其原因，说到底还是处罚太轻，不足以形成震慑，这种局面必须改变。”郭树清认为，要加大惩戒力度，对违法违规者必须严惩，必须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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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易纲谈金融如何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用“几家抬”思路服务小微企业

昨天，“2018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迈入新时代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论坛上就金融如何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发表演讲。易纲认为金融的结构要考虑覆盖小微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要让正规金融方面给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要坚持财务可持续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内在动力。

易纲指出，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有2000多万的小微企业法人，此外还有6000多万的个体工商户。这些小微企业占市场主体的个数的90%以上，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如何既服务小微企业，又覆盖风险，使得金融机构可以持续地为小微企业服务?易纲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几家抬”的思路。

什么是几家抬呢?易纲说，首先是央行要支持，央行要从准备金、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等货币政策方面考虑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服务。同时，监管当局要有一个差别化的监管，要考虑到小微企业的风险，对小微企业的监管要充分地考虑风险溢价。同时财政要给小微企业的贷款一定的税收优惠，商业银行自身也要坚持自己从内部转移定价和内部的服务机制上为小微企业服务，这样我们全社会各个方面共同为小微企业服务，就能够做好“增加贷款、降低成本”的目的。易纲透露，目前央行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协商出台一个对小微企业改善服务，以“几家抬”的思路，来增加对小微企业贷款的综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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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2008年次贷危机十周年

周小川回顾金融危机这十年

昨天，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作为应邀嘉宾现身陆家嘴论坛并做主旨演讲。今年正值2008年次贷危机十周年，周小川在发言中回顾这十年来国际社会和中国在金融治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十年来我们都做了什么?”周小川总结说，一是采取经济复苏的政策克服经济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们通过G20的舞台出台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二是在危机过程中通过IMF来筹集新的资源。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治理构架上通过G20成立了金融稳定论坛，大力支持国际清算银行通过巴塞尔协议更新的进程，向G20领导汇报，来修改金融的主要规则。

三是宏观审慎。经过这次危机我们推出了宏观审慎的做法，中国也在各个重要的政府文件中都强调了“宏观审慎”这一政策框架。同时，也通过新的规则要求出台了压力测试，使得一些资本薄弱的金融机构加快在资本市场融资，通过新的融资强健自己的资本基础。四是加强了监管。先后明确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别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各国监管机构自己认定自己国内系统的重要性金融机构。此后，在2014年的G20会议上，又提出了对于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总损失吸收能力。类似的方法也推到对保险机构的监管上。

周小川指出，在取得成绩和改进的基础上，还有很多未尽事项。与2008年时应对金融危机所提出的想法、政策相比，实际做到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有些政策机制存在争议，有些想要出台的政策和机制因为与经济复苏有一定的冲突，一直犹豫不决或者适当拖后。(记者 程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