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北冰洋义利园区北2门。两位前去北冰洋义利旗舰店购物的老人，从北2门口走过。A08-A0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1951年，义利迁至北京后，在原宣武区广内王子坟建立新厂。

义利面包旧时的生产工艺。

1951年6月15日，北京市义利食品厂成立时的纪念留影。

5月8日，大兴区，北京义利面包食品有限公司，面包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义利食品厂苏打饼干盒。

北京 百年义利

5月6日下午，城南天桥剧场附近的一家食品店， 一位大妈进了店门，熟练地向左拐，抓起两个“果子面包”，一分钟不到就结完了账。

老伴在门口等她，他讲不出几十年来独爱这一款的确切理由，或许是喜欢带着核桃仁香味的筋道，或许拆惯了浸着黄油的蜡纸包装。

门楣上，暗红色的招牌上喷着鲜黄的大字——“百年义利”。这个隶属于北京第一轻工食品集团(简称“一轻”)的百年老店是一家国有企业，自1951年在北京建厂至今已生存67年。

几十年浮浮沉沉，“义利”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国企改革的浪潮下经历了长时间阵痛。特别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这家老牌国货在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互相博弈、此消彼长，一度差点关门。

改革开放40年，“义利”从“唯我独尊”到落寞衰退，再到今天涅槃重生，这条复杂的曲线，难用“不惑”一笔勾勒。

广义街5号

早上8点，南五环外的大兴厂区里，“义利”的生产线已经开工。36岁的糕点师赵占中6点50分就到了，昨夜的奶香还未散去，他一边准备鸡蛋一边打开机器。等前面的师傅把小蛋糕打好后，他拿出黑色的模具盘子，挂上浆，一排一排码整齐，送进烘焙炉。

赵占中来自河北保定，他只知道这个在京城打响名号的企业并非土生土长，是建国初响应“繁荣首都”的号召，从老上海的租界区迁徙而来。搬到大兴厂区前，一直在城内广安门附近的广义街5号。

附近的老居民都能讲出街名的来历：“广”是广安门，“义”是义利食品厂。从1951年到2001年，“义利”在这里度过了整整50年。在工厂后墙根下住了63年的老周，自称闻着“义利”味儿长大，对昔日的辉煌记忆犹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等货的汽车在后门排起大队，延绵两三百米。小推车直接到生产线上去等货，出来一箱拉走一箱。凌晨四五点送到西单、王府井等几个大的销售点，听说已经有人等在那里，连轴转的机器从早到晚响个不停。

“果子面包”是从老上海的“圣诞面包”演变而来。起初夹的是新鲜水果，可北京除了四月杏、六月桃儿，新鲜的时令水果很少，就把水果换成了果仁。他记得厂里有辆老上海的“581型”三轮汽车，突突突地开进开出，“墨绿色的特洋气”。

刚搬来时，上海的老工人跟过来48个。老周的邻居就有一位，“说话南方味儿，不吃酱油”。上海人的“讲究”在全厂内外传为一段佳话：上班按操作规程一板一眼工作，从不偷懒。下班男的换上西装，女的穿上连衣裙，去舞场跳舞。

北京知青陈君远在博客上记录了42中学生在厂里学工的记忆：一天上夜班，凌晨6点喇叭里突然传来哀乐，隆隆的机器声戛然停止。众人错愕，几分钟后才知道周恩来总理逝世了。

当时间来到1976年，全厂已有两千多工人，“干好了评个先进，干砸了国家补贴”。当时的义利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调控，生产、投资完全不用经营者操心。

端着“铁饭碗”的他们还不知道，两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次年，邓小平再次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此后二三十年里国家的重要议题，“义利”也迎来命运棋盘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