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左)与师父李庆海。

改革开放后每天收听单田芳评书的观众超过1亿人次。

惊堂木一拍，白纸扇一抖：“咱们言归正传!”

人们熟悉单田芳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分解了几十年，2011年年初他出版了自传《言归正传》，讲述自己的故事。新京报记者在该书出版前曾和单田芳有过一次深度采访，那年老爷子76岁，在他北京的家中缓缓开腔，感慨万千。

曾想当医生结果继承家业说评书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下九流”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确实心酸。

我生在天津，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给人敛钱。一段书三分钱，“捧场了捧场了”，就这么喊。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当时我心里觉着，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我可不愿干这个。

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想的是念书考学。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个白大褂，戴个听诊器，往屋里一坐，多绅士啊，起码不受风吹日晒。可是赶上得场大病，上不成学了。家里人说，你还是学评书吧。

虽然我那会儿不会说评书，对这门艺术也不感兴趣，可是因为家里的熏陶，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说书的，所交的朋友大部分也是搞曲艺的，说评书的、唱大鼓的、说相声的，他们每相聚在一起，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妈也在不断地学习，她怕学到的东西忘了，就叫我做记录，尽管我那时不会说书，但做的记录太多了，像《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五虎平西》《呼杨和兵》《三侠五义》等书，都做过详细记录，那会儿年轻，脑子好使，听一遍就忘不了，虽然我那时还没有说书，但满肚子都是书。

第二年，我就拜了李庆海为师，并和师父去了营口演出。按辈分我师父是庆字辈的，我应该是田字辈的，从此单传忠改名叫单田芳。我就开始每天跟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他说《小五义》，他在台上说，我在台下记录，到了晚上师父开始给我上课，教给我说评书的要领，以及表演人物的技艺。

评书其实就是口头作文，有很多不合乎语法的口语化表达，包括歇后语、家乡话。我们都是提前打好腹稿，词儿很多是临场发挥。

如果我没记错，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1956年大年初一第一次登台表演，到了1957年，我已经成小红人了。

四海为家苦漂泊，44岁重返舞台

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里高兴。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辽宁鞍山定居，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

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农村。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是毛粮，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哪够吃?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咱是外来户，戴着“帽子”下来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满腹委屈无处申诉。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四年，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我心想这样下去，非死在这儿不可。与其等死，不如铤而走险。

我就跑了。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到处都有民兵，天罗地网，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就在外头漂流。哈尔滨、长春、沈阳，好多地方。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会制作一种手工艺品，叫“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叫我女儿去卖。人家一看，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就都来买。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块了，就能买粮吃。苞米面一斤三块钱，那也得买，也得活着。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外边漂着呢，是有朋友告诉我，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有说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这词，古书里边有，现如今不可能。朋友说不骗你，党中央给做主了。

1978年，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嗓子动了三次手术，满嘴都是假牙

要说我这嗓子，也是在那会儿落下的毛病。因为落实政策的事，一直迟迟不能解决。着急上火，我的嗓子出了问题，几乎说不出话来，吃了很多治嗓子的药也不见功效，右耳朵也聋得不行。后来，又忙着恢复茶社，成立新的书曲队，着急上火嗓子坏了，耳朵聋了。动了三次手术，我的嗓子变成了现在这样。

“文革”的时候，我的牙齿被打掉了几颗后，牙就疼，从来没有间断过，开始戴牙套演出，结果掉颗牙就得换个牙套，得适应很长时间，刚合适了，别的牙又开始松动了，又得去拔牙换新牙套，作为一个评书演员，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齿，牙出了毛病，对我来说是个大的威胁。到了1984年，我一狠心把满口的牙都拔掉了，换了一口假牙。

俗话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这些年来，我一直跟我的满口牙做斗争，总是忍着牙疼，说书录书，或到各地去演出，满口假牙安好之后，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折磨和痛苦。你想，满口塑料嵌在牙床子上，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总觉得满嘴里都是牙，连舌头都没有地方待了。大夫给我打麻醉针、镇痛剂，我是镇痛片不离手，有时候疼得连觉都睡不着。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率队到安徽省巢湖去演出，我的上牙龈肿了，还化了脓，长了好几个脓包，不敢吃饭，甚至连热水都不敢喝，可是演出的日期又不能更改，我只好忍痛坚持，在我临上场前，让我的同事找一根大针，叫他把我上牙龈的脓包全挑开，找点药棉花和纱布往外挤脓，同事们下不了手，我就找来一面镜子，忍着痛自己挑，挑破之后，往外挤脓，当血水淌净了之后，就不那么疼了，然后我又戴上假牙，坚持去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头痛欲裂，只好到医院去打镇痛剂。即使这种情况，我的演出依然没有间断过。

日均一亿观众收听全在自家录制

说书这行当，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新局面。书还叫评书，说法不一样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没有观众。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风，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还有个主任，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们当观众，他们也是人，我在里边说，看外边他们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开始是到北京电台去录，后来我自己办公司，租用录音室，一来费用较高，第二个，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有时候堵车，急死也过不去。我一看，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墙上贴隔音板，地上铺地毯，麦克风买好点的，门加厚点关上，我在家也能录。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睡不着啊，工作积压在一起，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来满天星斗，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点哪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