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3岁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时间已经过去了25年，贾樟柯对故乡的思恋却是与日俱增。如今，贾樟柯将这份情意化为“江湖”与“儿女”中，历经三年拍成了电影《江湖儿女》。影片将于今日上映。电影的背景依旧是贾樟柯的故乡山西。贾樟柯说自己拍山西有一万个理由，最重要的一条是“这个土地注视过往、凝视过往”。而透过《江湖儿女》的主人公斌哥与巧巧，贾樟柯的《任逍遥》和《三峡好人》也重新浮出水面，这几部电影构成了贾樟柯的“电影江湖”，也完成了他想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愿望。

蹲在门口吃面的男人

《江湖儿女》上映前，贾樟柯写了一篇名为《江湖从头说》的短文，解释了自己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文章中提及，影片主人公斌哥的原型是贾樟柯小时候非常崇拜的小镇大哥小东，他遇事镇定、沉着，十分“男人”。贾樟柯写道：“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机，我都会想起他的样子。架可以输，事可以败，但人不能垮。男人就应该有个男人的样子。”但后来贾樟柯再次见到小东时，他已经被时光打磨成一个蹲在门口吃面条的中年男人，“头发稀疏、身体发胖。他那样专注地吃一碗面条，与世无争。我无法把他此刻吃面条时的专注和他过去战斗时的专注联系起来。我离开他，异常恍惚。”

于是贾樟柯决定拍摄《江湖儿女》：“写写我们的江湖。不单写街头的热血，也要写时间对我们的雕塑。我决定拍《江湖儿女》，从2001年讲述到2018年元旦，故事的起点还是山西，‘江湖’意味着动荡、激烈、危机四伏的社会，也意味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儿女’意味着有情有义的男男女女。写下‘江湖儿女’4个字时，我好像潜到了自己的情感深处。我眼前一直是小东和他的女朋友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他们以身相许，如此红尘笃定。”

“儿女”与“灰烬”

《江湖儿女》是贾樟柯一开始就确定的片名，因为他第一次听到这4个字就被打动了：“我最早听到这个词是十几年前看到一个关于费穆导演的采访，说费穆晚年筹备的最后一部电影叫《江湖儿女》。我一听这个名字非常感动，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代，‘江湖’就意味着危机四伏的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儿女’意味着在变化、变革、乱世之中保持着有情有义的男男女女，所以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应该用这个名字。同事说：‘贾导不要用这个名字，人家会认为是古装片，但你讲的是现代的故事。’”

而在贾樟柯看来，这个名字最适合他这个故事：“中国特别是山西，我们有很多古义，古义不单单是庙、建筑，这个古义是人与人相处的礼仪、分寸、原则。我们山西人讲义，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同样也是江湖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观。”

中文片名很早就定下，但英文名字却是经过修改，贾樟柯透露最初的英文名是《金钱与爱情》，“因为我拍的是17年的故事，大家为什么在红尘里忙忙碌碌?多是求财，各种各样的情感节目都缺失爱，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但是写剧本写到火山那场的时候，贾樟柯改了主意，他说大同有连绵的火山群，非常漂亮，非常苍凉，他有很多很多剧本是在大同写的，写剧本之余累的时候就会开车去火山群走一走，“因为那游客很少，一个人面对大自然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想法。《江湖儿女》剧本里有一场戏是赵涛和廖凡在火山群前面交流感情，赵涛的一句台词是‘火山灰可能是最干净的，因为它经过了高温燃烧’。我一下子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片名，所以，《灰烬是最洁白的》就成了英文片名，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经历了浓烈的感情，生活的磨炼，就像高温燃烧一样，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缺点，但是是高贵、是圣洁的。这个电影里面所讲的人，如果我们不把它拍成电影，他们的故事也就变成往事，也就消散了，像灰烬一样，但是最容易被消散的部分是电影应该去表达的，我们要呈现它洁白的一面。”

跨越7000公里的情义

《江湖儿女》的故事起始于2001年的山西大同，巧巧与斌哥是一对恋人，斌哥每天在外面呼朋唤友，一次，斌哥在街头遭到竞争对手的袭击，巧巧为了保护斌哥街头开枪，被判刑5年。巧巧出狱以后，开始寻找斌哥以为能够重新开始，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巧巧这个人物曾在《任逍遥》中出现，斌哥在《任逍遥》和《三峡好人》里都有，所以《江湖儿女》虽然是全新的影片，但是巧巧和斌哥这对人物却是在过去人物的基础上重新构筑出来的：“像赵涛扮演的巧巧就保留了《任逍遥》《三峡好人》里的造型。”

《江湖儿女》辗转多地拍摄，山西、三峡、新疆，最后回归山西，跨越了7000多公里，表面上这是爱情故事，但是贾樟柯却试图透过江湖世界来看这么多年的世事沧桑，“我非常渴望拍一部面对江湖，向有情有义的人致敬的影片，背后是我们经历的这么漫长的变革的时代。我从1998年拍第一部影片开始，电影一直关注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变化，但是最近几年，我特别想把焦点放在人身上，特别想拍一部电影讲时代洪流里面人的情义，我从来没有拍过江湖。为什么对江湖这么着迷呢?是因为江湖里面的浓情蜜意，那种侠义打动我，我们一直说失去了很多东西，留恋很多过去的东西，我们留恋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情义，江湖有情，儿女有义。”

在贾樟柯看来，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江湖。对他而言，电影就是他的江湖，“在我拍电影的20年里面，经历了非常多的困难、挫折，非常多的有情义的同行支持我一直走下来。二十多年来我个人的江湖路凝聚在《江湖儿女》这部片里面，很多媒体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找同行来演电影?我说首先他们是非常好的演员，其次，他们特别理解我，而且他们用他们的情义帮助我完成了这部影片。”

对中国人来说情怀满满的“江湖”，对外国人来说却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因此，贾樟柯最后和英文字幕翻译者决定，不用英文翻译江湖，就用江湖的拼音：“虽然翻译很难，影片故事背景也很难理解，但里面人的情感所有人都会理解。对我来说，江湖一方面是传奇的世界，一方面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我希望这个江湖属于中国，哪怕很难被其他文化理解，它是由我内心出发的，我们中国人一看会有感应的，会有感染力，会有共鸣的一个江湖世界。”

与赵涛 与廖凡 与胶片

从2000年合作《站台》，赵涛就成了贾樟柯电影的“御用女主角”，两人之间的关系更由工作伙伴升级为生活中的伴侣。《江湖儿女》中，赵涛当仁不让是女主角。贾樟柯表示他和赵涛的合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站台》到《三峡好人》，那时候赵涛做主演是因为觉得“她自然的条件和她对我电影中人物的理解，非常打动我，也非常胜任”。

《三峡好人》后，贾樟柯拍了几部纪录片，虽然赵涛参与了《海上传奇》，“但谈不上什么角色塑造，篇幅非常短。中间她拍了两部国外的电影，一部是英国电影，一部是意大利电影，2012年她获得了意大利金像奖。我很吃惊她怎么会拿影后?2013年我们再次合作的时候，我觉得她真的可以称为赵老师了，她拥有非常独特专业的工作方法，表演的方法，人也是这样，随着成长，内心世界变得丰富细腻，她赋予角色塑造的能力变得愈加强，可以说大家一起看着我成长，也看着赵涛成长。这次在戛纳闲聊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比喻很好，他们说赵涛像一朵花，到了她要绽放的阶段。虽然这个酝酿时间是18年，但是现在到了要开放的时候。”

至于廖凡，贾樟柯表示，在写完剧本后思考演员时，他自然想到了廖凡，因为廖凡之前出演一系列作品让他觉得廖凡最为合适，而这次合作下来，贾樟柯说自己在现场总有一种失散多年兄弟的感觉：“有一场戏是廖凡生病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他很费劲地脱毛衣，拍第一条的时候廖凡演得非常动情，热泪盈眶，我也非常感动。但是我想不行，要拍一条不哭的，我还没有说，廖凡已经和我说‘导演对不起，我再拍一个不哭的’。我们对人物对表演的理解那样的迅速，我们沟通成本非常低。几乎所有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廖凡给出的表演方法，我都是接受、欣赏的。”

张一白、徐峥、刁亦男、张译在影片中也有客串，虽然只是短暂亮相，却也令人印象深刻，贾樟柯笑说自己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是照着他们的样子写，“这是我的工作习惯，我在写剧本的时候会想谁来演这个角色。”能邀得他们出演，贾樟柯也是心怀感激，他说自己并没有把握，所以给几个人打电话、发微信时心里也很焦虑，而用徐峥的话说：“我们都会来，因为这是贾导在使用之前的电影堆积出来的信誉感，我们愿意走进贾导的电影世界。”

贾樟柯说拍摄张一白和徐峥的戏份时，有三分之二的段落是用胶片拍的，“我们在一起工作有点像回到大学课堂，演戏的空隙我们一直在回忆胶片时代我们在干什么，大家围拢在胶片摄影机旁边看摄影助理换胶片，我觉得特别纯洁，我们一起回忆最初我们踏进电影界的经历。好像确实回到了以前，找到了我们自己拍电影的初心。”

山西的“长镜头”

在贾樟柯看来，山西的故事必须用山西话来表演，廖凡也说进入贾樟柯的电影世界，必须要说山西话。

电影在戛纳电影节第一次放映时，贾樟柯又激动了：“我看到银幕上出现了山西人，出现了山西演员，出现了大同话，出现了太原话，我确实非常激动，电影是拿来做什么?这个职业就是把我们经历的故事、把我们想讲出来的话讲出来。山西是一个非常有命运感的地方，它有乡愁、有欢乐，我们的语言很幽默，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每一个街上走的平淡的面孔下，都掩藏着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生。”

也正因此，拍摄《江湖儿女》让贾樟柯“情绪波动很大”，一场戏是电影结尾，廖凡又要离开家，奔向江湖，贾樟柯说那天自己很早就到了现场，工作人员还没到，“我一个人在现场，坐在那看门、看家具，听周围的声音，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时候。所谓人在江湖，我们生命中有很多无奈的出走、离开、移动，我们总得在路上。廖凡离家的那一刹那非常感染我，他用他的离开来说明赵涛的这个房子是他的家。”

另外一场重戏则是喋血街头的那场，是赵涛为了保护廖凡而在大街上开枪的那场，这也是全片最长的动作戏。贾樟柯说，拍这场戏是在怀仁火车站附近的一条马路，拍了4个晚上的夜戏：“动作班底来了后排练非常顺利，因为廖凡和李宣的动作表演非常有经验。难度在哪儿?因为我特别喜欢长镜头的方法拍打斗，打斗用段切，镜头比较多、组合好拍，但是长镜头，比如李宣一个人打20米的路程，20米的范围里跟十几个人打，中间不间断，一个镜头完成，难度非常大，对于摄影师和演员的配合、演员与演员之间的配合都有非常大的挑战。拍那场的时候，其实有一条已经演得非常好，我贪心说再拍一条会不会更好一点，结果再拍的时候李宣受伤了，打得出了血，把气管堵塞了，喘不上气，送到医院，回来之后继续演。拍廖凡的时候，我觉得他确实是当代演技派里面动作戏最好的演员之一，拍了几条，突然现场一片大乱，原来有一个镜头是他的对手把他的脑袋按在车盖上，车盖我们用了比较软的材料，但是底下机器里面有一个钩子，结果铁钩子穿过保护垫出来了，廖凡受伤了，医生说要缝针，廖凡说不缝了，他就忍着痛苦自己愈合。演员都付出了很多。我们有300多个群众演员都是从大同、怀仁周边征集的，我们都是夜戏，每天七八点到四五点，陪着剧组熬夜，很难忘。”

长的时间

《江湖儿女》不是贾樟柯的自传体电影，但是里面有他的青春，有他的迷茫，有他的喜怒哀乐，也因此，《江湖儿女》自然少不了贾樟柯电影里常用的元素。其中，在迪厅跳舞更是著名的“迪厅小王子”贾樟柯不可缺少的。

对此，贾樟柯解释，在那个年代跳迪斯科是年轻人重要的娱乐方法。赵涛是舞蹈演员出身，跳得非常好，廖凡跳得也非常好，《白日焰火》里就有他一个人的独舞，所以《江湖儿女》自然会有跳舞的戏，“排练的时候跳得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跳得好的基础上两个人可以一句话不说，却把两个人的爱情的状态都演出来，非常精彩。拍时我突然想起那时候我特别喜欢跳的一个舞，就是回头看对方，就问他们能不能把这个动作加进来，他们就加进来了。已经过去17年了，离现在也是不短的一段时间，很多事情在重新去凝视会变得非常重要。”

虽然电影里怀旧，但是贾樟柯说自己并不喜欢总结自己的工作：“因为我觉得一个导演不管拍了多少年的电影，他应该是往前走的心态。”

贾樟柯说，从《山河故人》开始，自己心态有了变化，“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年龄，40多岁，经验、体力结合最好的时候，拍一些能够挑战自我、挑战制作的影片，因为体力还好，经验也还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点像作家进入长篇写作的阶段，它既需要你有创作经验，能够把控，能够掌握众多的人物线索，同时，又有一种充沛的体力可以很好地完成这种把握。我希望我在最近这十几年能够把这些长篇小说写好。相对开阔地面对时代，相对开阔地面对人性，一直是我渴望做的事情。”他表示自己曾经的作品往往是一个时间的横截面，但现在则越来越喜欢拍摄长时间跨度的影片：“很多事情只有放到长的时间里才能理解它。”

在《江湖儿女》中完成了对自己的“凝视”，贾樟柯表示已经很满意，至于票房，则是顺其自然就好。对于有些影迷提出的“欠贾樟柯一张电影票”，贾樟柯表示，这是大家客气，“没有谁欠我票钱，每个时代确实有很多无奈的东西，像很多观众最早把我早期的几部电影盗版碟偷偷放在牛皮纸口袋里拿回去看。我已经很感激有观众看到我的电影，哪怕是一个牛皮纸袋里面的VCD时代。”（文/肖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