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上午11点25分，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首飞航班——川航3U8001航班腾空而起，飞向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宣告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通航投运，成都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我国内地第三座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岁月荏苒，70多年前，成都也曾因机场置身中心。抗战时期，以成都市为中心、周边50至100公里范围内，历史上叫得出名号的机场，最多时有18座。特别是在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期间，50余万人在成都周边新建、扩建了当时世界一流的重型轰炸机机场和战斗机机场。

百年奔流激荡，如今意气昂扬。中国大地发生历史巨变，不变的是成都再一次在国家战略中担起重要使命。

“超级工程”为何落子成都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是国家“十三五”期间规划新建规模最大的民用运输机场项目。按照设计，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本期建成“两纵一横”三条跑道、飞行区达到业内最高4F等级，71万平方米的航站楼，能满足年旅客吞吐量6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30万吨的需求;远期规划将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2亿人次，货邮吞吐量280万吨的需求。远期规划将建成“四纵两横”6条跑道，140万平方米航站楼，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2亿人次、货邮吞吐量280万吨的需求。

这样的规模和体量，注定了它绝非仅靠一市一省的雄心而诞生。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对成都的定位是依托天府国际机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到“十四五”规划纲要就有了明显的升级，在链接全球航空网络上，提出打造成渝世界级机场群，为全国仅有的四个世界级机场群之一。显然，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承托着国家意志。

为何国家会将如此重要的一子落在成都?

首先是因为成都发展的现实需求。成都不靠海、不沿江，四周崇山峻岭环绕，陆上通道和水上通道一直是制约成都发展的关键，依托机场建立空中通道便成为成都后发赶超的赛道。与此同时，成都仅有的一个双流国际机场经历了“爆仓”。2015年，双流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首次超过上海虹桥机场，成为中国内地第四大繁忙机场。2020年，双流机场跻身全球最繁忙的十大机场之一，起降架次和运营总航班数均位居全球第8。

从另一方面来看，天府国际机场的布局契合了国家发展的需要。对于国家而言，成都在国土空间格局上的地位正前所未有地凸显，这也决定了“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最大民用运输机场必然落在此处。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格局下理解“第四极”，便能明白其中的意义。未来30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我国将建成以陆海统筹、东西互济、南北互动、内外联动、全国一盘棋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大格局。成都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是撬动西部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中国区域经济的格局，需要在西部拥有一个‘第四极’来平衡整个国土空间格局。”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看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最重要的机遇，是处于西部的地理位置。

事实上，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建设紧锣密鼓之时，国家在成渝地区的政策礼包也频频加码。今年2月底，《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中提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4个地区作为“极”，加快建设高效率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同时以这4个极来建设面向世界的4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次在国家重大规划文件中与其他3个发达城市群处于同一等级，而且要同时一起建设最高规划目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成渝的再度崛起，其意义不亚于一次新的“三线建设”。

落子之后，如何走活棋局?

天府国际机场“落子”成都之后，需要走一盘怎样的棋局?换句话说，国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对成都寄予了怎样的期待?

以更大的力度全面深化内陆改革开放是业内多位专家对成都发展的共识。

向外看，天府国际机场位于我国西南腹地的“西部新国门”，成都因此承担着国际循环的门户枢纽作用，深化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是国家赋予成都的重大政治责任。成都依托全省乃至西部地区广阔腹地优势，提升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节点地位和枢纽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加快走上世界城市舞台是“服务新格局”的必然一步。

“一个城市或地区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跟城市机场在全球航空网络中的地位是相关的。特别是成都这样缺乏港口的城市，机场将是其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中国城市中心总工程师、国土产业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认为，新时代我国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围绕机场布局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将是关键。在服务贸易业为主导的全球格局下，临空经济区链接全球市场和供应链，正变成高速增长的区域，充分显示了互联互通的内在价值，“机场就是通往世界市场的大门”。

向内看，随着我国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模式调整和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拓展国内循环的回旋空间是必然趋势。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城市群，在地理上都有一面是向外的，这意味着当外循环受到冲击时，其供应链和产业链也将受到影响;而地处西部腹地的成渝地区，则是内循环的最大回旋余地。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从国内循环看，在西部打造新的产业基地，能够促进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内循环。“这体现在继续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亦鼓励产业往中西部梯度转移，避免重蹈部分国家的制造业空心化覆辙、防止全产业链优势被削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也指出，新的增长引擎系于创新驱动，“将资源真正集聚在基础性研究领域，同时打破核心技术卡脖子的现状。”这或许是国家在成渝地区创新加码的重要原因。

“世界级城市群民航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机场群支撑城市群。”在中国民航大学航空运输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晓津看来，就如北京大兴机场是“国家发展一个新的动力源”，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也应该争取成为中西部地区乃至国家发展的新的动力源。

成都如何承接国家蓝图?

承载着最广泛的期待，成都能否接好国家绘就的美好蓝图?

早在4年前，成都已提笔回答。2017年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之后，成都就摒弃“点状扩散”“圈层思维”，跳出“两山夹一城”的盆地约束，推动城市跨越龙泉山与重庆相向发展;同时摒弃“区位论”“条件论”，跳出内陆腹地的自我设限，鲜明提出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全新定位。

2020年5月，天府国际机场所在的片区挂牌成立成都东部新区。聚焦“天上一张网、地上一张网”，做强“空铁公”立体交通网络，成都东部新区将打造成渝地区双核联动战略新支点。时隔一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再次来到成都东部新区时，毫不怀疑成都东部新区在四川省城镇化版图中将发挥的功能。

李晓江指出，过去15年，中国50%以上新增城镇人口并没有进入大城市，而是在县级单元中实现了城镇化和非农化，城镇化的“下半场”，新增就业人口的主体将由农民工转变为大学生，进城能力和进城需求增长与过去差异巨大，这对大城市的发展将是机会。“这一轮吸引人才和产业入驻一定要提供高品质的生活，所以成都东部新区的后续发展要坚持生活先行、公共服务先行、人居环境先行，首先让人才搬家进来才会有好的产业进来。”

更为严峻的问题，或许是经济要素的集聚。也就是如何以更高水平提升成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极核辐射力?如何以更大力度带动整个川渝地区承接长三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

6月15日召开的四川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在全域布局基础上，突出了成都和绵阳的创新引领带动作用，提出要增强成都创新主干和极核功能，提升中国(绵阳)科技城创新能级，加快构建以成都和绵阳为主引擎、成都都市圈为主承载、其他区域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为重要支撑的区域协同创新格局。

“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引领区域格局系统性重塑。在近期公布的地方“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四川表示，要加快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促进全省发展主干由成都拓展为成都都市圈;成都也表示，要推动形成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新格局，实现由行政区视角下的“一城独大”演进至都市圈视野下的一体发展。

当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真正“神鸟展翅”与城市的产业和国土空间融合时，成都将更有效地参与到全国和全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届时，历史将会雄辩地证明：中国，需要一个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记者 钟茜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