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自杀率曾3倍于城市 为什么农村自杀率如此之高

　　“赋权比识字更重要”。这是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和妇联合作扫盲时提出的口号。

　　谢丽华认为，“赋权”在精神扶贫上依然很重要，应该让农村妇女掌握心理健康知识、法律知识、妇女权利，提高她们的自信心。

　　精神上的扶贫需要团体的支持，然而，在广大的中国农村，真正属于妇女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却是凤毛麟角。

　　“在杨改兰事件中，看不到社会上支持的网络和系统，不管是社会组织，还是群众团体都是缺位的”，谢丽华觉得，如果杨改兰所在的村里有一个属于农村妇女的组织，哪怕只是一个小组，或许对杨改兰有很大的帮助。

　　而在各地筹建农村妇女组织，正是谢丽华20多年来一直所坚持的目标。通过农家女与妇代会、村委会等组织合作，让妇女广泛地参与到如农家女书社、心理健康知识小组，从中挑选能够代表妇女利益、建言建策的妇女骨干，作为农家女的“种子”，像滚雪球一般，把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吸引进来。

　　自杀干预少得可怜

　　一年又一年，故事悄悄发生着……

　　然而，在农村妇女自杀率下降的背后，悲剧也时有发生。

　　从1993年创办《农家女》以来，无法统计谢丽华曾接到过多少封寄自全国各地的信件，紧急救助过多少找上门的农村姐妹，又通过办学校和推进农村女性发展项目帮助过多少农村女性。

　　“没有什么比挽救人的生命更加重要”，谢丽华说，这是《农家女》一直坚守的信念。

　　1996年，《农家女》杂志受到一封来自河南新乡的求助信，笔名为小芳的一个姑娘在信上说，如果等不到回信，就自杀。因为没有写明具体的地址，很难找到她。于是谢丽华在杂志上，撤掉了原本的《主编心语》，连夜写了一篇《小芳，你在哪里?》的一封信。

　　许多农村妇女甚至将《农家女》杂志当作最后一根稻草，经常写信来求助，这些原因促使着谢丽华这样做。

　　谢丽华依然记得十几年前，曾到过云南省的一个村庄调研，村庄有一个很深的水潭，一位农家女成员告诉她，自从嫁到这个村子以来，就有8个人跳水自杀。

　　“这是可以干预的，应该把防止自杀问题提到公共卫生领域，”这是谢丽华几十年来最大的感受，她觉得不能对农村妇女自杀问题不闻不问，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各个国家都有，我们应该去做，不能坐视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