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拜读了欧阳明高院士的《储能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技术路径探索》的PPT，颇受启发，有些感想。由于没有亲耳聆听欧阳院士的现场讲演，以下仅是笔者根据这个PPT材料的字面理解进行的一些思考。

1. 参与系统运行是汽车推动能源电力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交通领域是我国重要的用能领域，主要是石油消费，尽管近些年电动汽车在我国呈现快速发展之势，但是电动汽车在国内汽车保有量中尚不能成为主体，其电能消费量不足全社会用电量的1%。燃料电池汽车就更不用说了。在碳达峰前，汽车直接推动“电能量绿色低碳化”的贡献将非常有限。电动汽车对于电能绿色转型的贡献重点不是“电量平衡”，而是“电力平衡”，及由时间、空间、场景等多维因素交织形成的价值放大和外溢作用。这需要电动汽车主动参与电力系统或能源系统的运行和调控。

(资料图)

2. “人”是汽车参与能源电力系统运行的重要变量。汽车参与电力系统或能源系统的运行和调控，本质是人的参与，即车主的参与，而不能简单看作是常规储能装置参与。人的想法千差万别，对激励的敏感度不同。无利不起早。汽车对于车主更多是“私有财产”，财产控制权的让渡换来的利益与带来的风险之间需要完善的平衡机制和保险机制。碳达峰前，相关机制建立是一项紧迫而又复杂的任务。

3. 需要重视多维不平衡性的影响。我国具有区域、产业、城乡、资源供需等多维不平衡性的国情，是我国能源和电力转型需要考虑的现实边界约束。单一技术路线不可能不考虑多维不平衡性的影响。如，东部沿海地区发展V2G与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商业模式、财务模型、经济性评价等方面肯定存在显著差异。

4. 需要重视我国能源电力系统与工业系统的强耦合关系。中国能源电力系统与工业系统呈现强耦合关系，我国工业用能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第二产业全社会用电量占比都在七成左右。特别是工业中的制造业用能占全社会用能、用电量的五成以上（《“差异”不代表“差距”，客观看待我国能源电力发展特点》）。能源电力与工业体系两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能源电力转型成败与否的关键就是工业体系用能用电方式的转型。发展新技术、新产业，需要考虑其对我国能源电力和工业体系转型的系统性影响与贡献。汽车产业的价值链、产业链长，有带动能源电力系统和工业系统“双转型”的潜力。

5. 需要重视机制完善与创新。新技术商业化推广需要时间，需要市场空间，需要机制促进。新旧技术替代是利益的重新划分，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影响不能忽略，特别体现在对不断增加的闲置存量处置与对有限增量的竞争上。因此，需要重视相关市场规则、价格机制、竞争和监管机制等非技术因素的完善与创新。

6. 需要重视技术锁定和成本锁定问题。而达峰前的减碳，是在现有煤炭煤电主体技术体系、市场体系、资产体系背景下，以增加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数字化转型投资）换来的。这也是技术锁定和成本锁定的过程。当前是新旧能源体系立破并存之际，是过渡过程所特有的“混沌状态”，充满了各种专家观点，因此，对任何自认为清晰的转型路线图，我们都需要谨慎对待。抛开经济性和社会总成本谈技术实际意义有限。

笔者认为，实现碳达峰后能源电力技术体系和市场体系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是低成本，这是全社会成本，而不仅仅是单一技术成本或局部成本。那些与现有技术体系和电力系统能实现较好衔接、将转型成本降至最低的技术，将有更大的发展机会。

作者认可技术创新的价值和重要性。此文不是对技术创新的“另眼看待”，而是希望表明如下观点：

一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是实现能源电力系统与工业系统的“双转型”相结合。

二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是实现技术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相结合。

三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障碍是多维不平衡性和技术锁定、成本锁定问题。

四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动力是广大人民的参与和支持，通过用能习惯、消费习惯、生活习惯的转变，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同时，也要确保国家的绿色低碳转型利益惠及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