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每逢大灾之后互联网上总是雨后春笋般涌出众多的捐款排行榜，配以跳动的画面、煽情的解说、高昂的音乐，用一种简单粗暴的量化考核方式，对捐款人、捐款数量、纵比、横比……

【资料图】

捐款排行榜就是赤裸裸地“逼捐”，它更像是一种互联网世界的示众，张榜公布的对象中，正向的一方让人感到一种道德的威压，而负面的一方更觉来自精神的凌迟。

你有钱，就是罪！

前几日的连续暴雨，让京津冀一带几乎成了泽国，各大民营企业纷纷驰援，捐钱捐物，本来和谐美好的形势，经过键盘侠们带着放大镜不怀好意地审视之后，事情开始起了变化，先看看这些阴阳怪气的评论：

图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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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人不禁想起了2021年郑州水灾时的场景，与现在何其相似，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重演。在郑州水灾时同样有那么一批人，同样是针对华为，在网络上掀起了对华为一波又一波的攻讦，无一例外不是指责华为为何不第一时间宣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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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是，华为不仅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灾区派去了百余名工程师，协助运营商抢修灾区通讯设施，还向灾区捐款3000万元现金和大量通讯设备。

最终华为累计调集了1100余名工程师驰援灾区，甚至包括期间用于应急通讯的双尾蝎无人机，也是经过华为的改装才具备了通讯能力。

只不过华为在通告中并未提及向灾区捐款捐物，只提及了人力支持，于是在某些人眼里俨然就成了华为并未捐款，并以此为由在网络上大肆抹黑攻击华为。

最后还是河南慈善网主动站出来辟谣，拿出了收据证明华为早已向灾区捐款3000万元，这场闹剧才烟消云散。而当时攻击华为的部分自媒体排头兵，却并未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向华为道歉。

原以为此事就这么偃旗息鼓，没有想到在两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场景下，同样的事情竟然又卷土重来。甚至细究之下连攻击华为的都是当初的同一批人。最近的河北水灾，又有一批人指责华为为何不宣布捐款。

然而，华为捐款有必要广而告之吗？或者换个说法，不广而告之的捐款就真的等于没捐款吗？事实上，已经有网友爆料华为早就在向灾区捐赠物资，只不过没有宣扬出来而已。

难怪有人说：恐怕又到了一个吊打企业的时间节点了。

类似的这种荒唐的逼捐行为，实质是一种典型的道德绑架，反映了一种仇富、仇企业、仇民营企业的极端社会心理，通俗来说就是：你有钱，你就应该拿出来，还得多拿。而多少的标准，在这些网络喷子那里，也不甚了了，这才有了所谓的各种“排行榜”。

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一些人正一步步地把家国情怀、亲情爱情、友善分享等高尚的慈善情感变得“庸俗化”。

时至今日，或是因为历史传统，或是为了夺人眼球，某些人总不免怀着打土豪的心理，以“你捐你应当”的心理，把或辛苦赚少钱和不那么辛苦就大赚的企业和个人逼到道德的墙角，举起明晃晃的舆论之刀，要挟和强迫，而自己既涨了粉还赚了好名声。

冯小刚电影《私人定制》中，葛优说自己如果有100万可以捐出做慈善，但是却不愿意捐出一辆车，因为他真有一辆车。

图源：《私人定制》剧照

营销号、键盘侠从不思考在灾害面前该如何自处，当然也从不公布自身的捐款数额，反而以最大的恶意，慷别人之慨，煽动情绪，收割流量的红利。

你有钱，你活该？

其实公益慈善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人们的志愿精神。“志愿”这个词，跟“自愿”语义相近，志愿里包含着自由意志，意味着某个行为是人们主动的选择。

逼捐最大的坏处，在于它破坏了志愿精神，最终悖离了慈善的初衷，损害了公益目的。

2021年7月，在河南遭受重大水灾时，演员杨紫在第一时间向郑州红十字会捐赠了30万元，被网友谴责是赚多捐少。实际情况是，她还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50万元用于抢险救援，向河南慈善总会捐款50万元，并和公司捐赠500万元。只因为捐款分散且低调，最后被迫拿出捐款转账记录，才勉强自证清白。

图源：百度

杨紫的遭遇不是个案，在社交媒体上，某些营销号以居高临下的道德姿态进行评点。捐多了会被骂，说是为了洗白自己上热搜；捐少了更被骂惨，说是吝啬没有社会公德；而对认为没捐的，更是出言不逊，恶语相向，俨然成为一股社会逼捐的恶势力。明星和企业的捐款变成了花钱消灾，这就削弱整个社会的慈善基础。

“逼捐”看似向善，实际上是作恶，是涸泽而渔的败坏之举。

我有钱，我负责

在灾害过后，慈善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吗？

2006年的时候，在非洲有一个蚊帐工厂，每周能生产 500 顶蚊帐。这个工厂雇佣着10个人，每个人供养一个或多至15个成员的家庭。尽管他们工作很努力，但是从来不可能生产足够的蚊帐对付传播虐疾的蚊子。

不久之后，好莱坞明星集资寄出10万顶蚊帐到发病的地区。但是，由于外国的蚊帐充斥市场，当地的蚊帐工厂倒闭了，而这些蚊帐在五年内都会变得破烂，之后当地再也没人生产新的蚊帐，工厂的那10个工人也不能再供养15个依靠他们生活的家人，蚊帐援助让所有的人都变得更加依赖援助。

很多时候直接的慈善援助，不一定最优方案，而市场化才是分配有限资源的更佳手段。

例如，一般来说打车比公共交通贵，有人就提出应该降低出租车的价格。但极端设想一下，如果打车的价格降到了与公交车一样便宜，会出现什么后果?

人人都可以打得起车了，原本打算坐公交车的人，看到打车价格便宜，就会选择打车，导致出租车资源供不应求，而对于那些比如急病赶着去医院、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等，根本就打不到车。

那么，如何解决呢?市场的解决方法是，把价格提上去，让那些有需要的人付高价打车，使资源合理分配。

所以经济学教授薛兆丰才说：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作为民营企业，要敢于拒绝道德绑架，做好本职工作，争取提供最多的工作岗位，自身赚取更大的商业利润的同时，让社会资源更为快捷合理地配置，行有余力再去做慈善，帮助到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过去的三年，对很多民企来讲，都不那么好过。即使到了现在，中国无数民营企业，仍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问题，内忧外困，进退维谷。他们除了需要恢复正常销售生产之外，需要更多的时间疗伤以外，可能还需要更多其他的东西。

如若不能帮助，也请善待他们，创造和谐宽松的环境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民企定会满血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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